中国制造业突破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创新驱动

以柔性制造应对全球产业变局

    中国制造业因为不掌握系统主导力，哪怕是实行多年的跟随战略和成本创新现在也难以为继，开始遭遇不小的创新阻力。美国、德国站在全球产业剧变的最前沿，难免也前路不明、不断试错，面临不同程度的创新窘境。

    美国企业家擅长“从零到一的创新”，很多创新都是颠覆性的，一个创新出来其他相似的行业都要死掉。德国企业家强于“从一到N的创新”，专注搞中间技术。工业4.0就是用更为系统化、集成化和整体化的思路去提升制造水平，能使制造业变得更精密、更高效。可是，德国并未推出多少先进科技产品，先进科技产品还是美国推出最为密集。

    在市场需求多样化、定制化的当代世界，高科技含量的新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也越来越快，这对制造业灵活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很多大型工业企业都有过受制于 ERP（企业资源计划）的时候，高度自动化的ERP 系统很早就大规模应用于德国工业领域，能提高集成度，但是会降低灵活度。产品最好不要修改，一旦要修改就会遇到大麻烦，因为缺乏适应性。这是德国制造业创新面临的一大窘境。

    科技原创力很强的美国，往往受困于资本环境。由于美国投资者笃信资本效率的重要性，金融界衡量利润能力的工具，早已不是赚进多少美元、日元和人民币，而是净资产回报率（ROE）和投资资本回报率（ROIC）等财务指标。高价值的原始创新往往需要5到10年的投资回报期，而效率提升型创新只要1到2年就能见效。当美国投资者用财务指标衡量一些创新时，耗时甚久的高价值原始创新无疑很难胜出。

    美国政府力推“再工业化”战略，主动资助多个IMI（美国制造业创新机构），引导“懂得进取的企业领导人意识到，工厂是一个值得投资的创新和利润中心，而不仅仅是一个只需要削减成本、有时甚至因为战略价值低而进行海外外包的成本中心。”而哈佛商学院著名教授克里斯坦森仍大感困惑：即便资本成本已创下历史新低，怀揣着巨额现金储备的企业依旧不愿投资那些可能促进发展的创新活动。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的公开数据显示：2015年美国非金融类企业的现金储备总额达1.73万亿美元，其中近1/3掌握在苹果、微软、谷歌、思科和甲骨文这五大科技巨头手中。

    中国制造业光谱非常宽泛，从工业1.0到工业3.0甚至工业4.0的各种成分同时存在于单一经济体系内部，转型升级的创新动力很难再靠跟随美国或者跟随德国，况且无论是美国GE的智慧工厂还是德国博世力士乐的思考型工厂，都还只是一种将来时的概念。

    突破制造业创新窘境的根本出路，一定是基于本国产业生态的核心优势。中国制造业产能世界第一，拥有比日本大四倍多的供应商体系、1.5亿富有经验的产业工人和相当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中国规模巨大的本土市场和发展健全的供应链，可以实现创新（技术和产品）的快速商业化，并使中国企业获得成本优势。

    必须看到，工业4.0、智能制造并不是一场革命，不会导致中国现有工业体系一夜之间江山变色。全球经济对精密复杂产品的灵活制造需求，美国、德国都不能完全满足。而中国工业体系需要将柔性生产、敏捷制造视为创新突破的重要方向，尽快走出创新窘境。中国必须固守全球制造业中心地位，以持续的开放性和灵活性应对近在眼前的全球产业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