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发展正进入一个新常态。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式增长向质量效率型的集约式增长转变。供给侧改革要求我们在适度扩大总需求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因此,在大力淘汰“僵尸企业”同时,我们要更多地依靠改革、转型、创新来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力。
在我国新一轮改革发展关键时刻,人工智能技术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弯道超车机会。作为制造业大国,近年来我国低成本优势逐渐消失,制造业转型迫在眉睫。对企业而言,利用好新一代信息技术将是其在新时代成长环境中抓住机遇的关键。我们应充分利用大量企业正在转型升级的机会,强化企业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在人工智能领域已经有所建树的大企业作用,紧盯人工智能研究最前沿发展,成为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骨干企业。同时,培育若干中小智能企业,支持他们面向市场需求来确定创新突破口。从资金、税收、人才、知识产权、放开管制等方面入手,大力营造有利于人工智能领域的企业发展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鼓励企业结合市场和国家需求,将人工智能的基础和应用研究产品化、商业化,实现产业链的优化和调整。
推动技术创新应该成为一种国家的重要使命和责任。从历史上看,第一次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兴起几乎都是由个人与企业推动的,但在而后技术发展中,政府作用越来越大。人工智能是一项抢占未来竞争高地的基础性技术,研究经费耗费巨大,超出个人甚至企业承受范围,更需要国家战略层面的资金支持和参与。政府工作重点在于政策引导与资金支持,特别是在基础研究领域中,抓紧制定政策,建造一批国家级、基础性、共性技术、创新能力保障的人工智能研发基地和平台。高校与科研机构则在推动基础和应用研究上和人才培养上发挥重要作用,同时还应鼓励一部分高校开办人工智能专业研究所与学院。
最后,还要把自主创新与引进消化再创新相结合。虽然人工智能领域中的很多最前沿应用技术掌握在国外,特别是在美国高科技中小企业手中,但他们缺乏大规模低成本的制造能力与市场营销能力。我国制造业和美国中小科技企业有着天然互补性。应支持我国风险投资加大对前沿中小公司的投资,再把这些产品引进国内生产,把我国一部分制造业打造成全球人工智能产品制造链条中的关键环节。
总之,从现在开始到2040年,将是一个人工智能快速发展阶段。人工智能将改变各行各业生产和工作方式,也将催生许多新行业和新领域,最终将全面改变人类生活和世界。我国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统筹能力强的制度优势,在人工智能这一战略制高点上,应予以充分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