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国内经济“新常态”的重要理念,并作了一系列重要论述,特别是在2014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上作了系统阐述。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企业的“大逻辑”。
2014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国内经济“新常态”的重要理念,并作了一系列重要论述,特别是在2014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上作了系统阐述。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企业的“大逻辑”。
一、经济“新常态”下价值大革命的理论内涵和在国内的表现特征
习总书记关于经济新常态的重要论述有四个关键词。一是“三期叠加”。当前国内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是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总体判断。二是“三大特点”。当前我国经济出现了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三大特点,这是现阶段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三是“九大趋势”。在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市场竞争、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等九个方面面临显著的趋势性变化。四是“四个转向”。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正从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经济“新常态”,体现了习总书记和党中央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深刻把握和科学判断,也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应对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提供了科学指南。
经济“新常态”的科学判断也说明,当前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当前,我们还处在价值大革命的时代,所谓价值大革命,从广义虚拟经济视角看,就是随着生产力高度发展,人们的基本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以后,心理需求喷薄而出的结果,这就导致了价值的更迭与重塑,即经济价值总量的构成中,已由实物价值为主导向非实物价值为主导的转变,即便是实物商品也凝聚着越来越多的非实物价值。这场价值大革命,它对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一)新常态经济的价值大革命理论内涵
无论是“新常态”下我国经济面临的价值大革命,还是美国霸权对价值的大洗牌,都表明传统的价值模式已经被颠覆,世界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以经济学核心概念“价值”的视角来观察不难发现,当代经济与传统经济相比,具有以下明显特征。
一是从价值的属性看,虚拟价值的生产、流通和消费正在成为经济活动的主流。传统的物本经济只承认物化的价值,即使用价值,而不承认虚拟价值,甚至亚当·斯密都认为歌剧表演不是劳动,不创造价值。但在今天,经济已经从物本走到人本,特别是心理需求的释放,极大促进了虚拟价值的产生,为经济社会发展开辟了巨大空间,虚拟价值已经成为经济活动的主要方向。
二是从价值的源头看,人们的幸福美好生活是财富之源。传统经济学把“劳动对象化”视为金科玉律,认为不能对象化于物质之上的劳动是非生产性劳动,不能创造价值。“劳动对象化”在物本经济时代有其道理,但是在当代已经显示出局限性,难以解释很多经济现象。而根据马克思“生活对象化”理论,认为只要能够对象化于人类生活之上的劳动都是生产性劳动,都能创造价值、形成商品。因此,本质上财富的源头是人的生活,生活越美好,消费就越多,社会财富就会更多。
三是从价值的形成看,信息态与物质态的二元价值容介态形成价值。我们把宇宙中一种状态(物质态或信息态)不断容纳入新的信息介质,产生不断进化的运动称为自然容介态。经济活动是宇宙自然活动的衍射,因此,我们把实物价值和虚拟价值通过相互容纳、不断循环进化的状态,定义为二元价值容介态。这是今天价值形成的主要形式,特别是信息态对价值创造的作用日益突出。譬如,一双乔丹专用篮球战靴比一般篮球鞋要贵不少,如果再多一个乔丹亲手签名,那将更加价值不菲。
四是从价值的增长看,人文创新与技术创新交替接力推动经济增长。从历史上看,经济发展应该是科技创新和人文创新交替接力共同推动的,我称之为“电磁波效应”。(见图1)。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靠什么来拯救世界经济?人们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技术革命。但新一轮技术和产业革命还在孕育之中,远水难解近渴,依靠人文创新发展经济是可行方案。特别是在价值大革命的环境下,非实物价值需求爆发,使得用人文创新整合现有科技资源,创造出新的产品和服务,去推动经济发展成为可能。
图1 经济发展的电磁波效应:科技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交替推动经济发展
五是从价值的评估看,虚拟价值越来越成为企业价值的关键成分。在传统的物本经济学视野下,企业的估值主要依赖于经济效益,利润率、净现值、回报率等经济指标。但今天,价值不守恒现象比比皆是,企业不再单纯依赖物化产品的利润赚钱,而是通过打造品牌、提升流量、凝聚粉丝来打造核心竞争力,创造巨额财富。譬如,2014年2月,Facebook(脸谱公司)宣布作价190亿美元收购的WhatsApp引起全球热议,很多人都不明白一个成立才5年、仅仅拥有50名员工的公司,价值竟如此之高。实际上,WhatsApp的价值主要来源于其粉丝和流量,其活跃用户已经达到4.5亿,每天新增用户100万,每天有10亿张照片、2亿条音频消息、1亿条视频消息通过该软件传输,这些都是其获得巨额估值的核心支撑。
实际上,今天的经济活动中,传统的价值评估体系正在被颠覆,阿里巴巴之所以选择在美国纽交所而不是在中国A股上市,其很重要的因素是A股不具备美国资本市场那样的价值评估体系,A股仍停留在净资产回报率的传统模式上,归根到底是中国的经济在世界价值大革命之前落伍了。
六是从价值的载体看,财富标志打造正成为现代经济体系的重要任务。进入本世纪以后,随着房地产和耐用奢侈品的发展,中国经济一度出现财富标志泛化,这次财富标志泛化,在通货膨胀的大背景下,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在日常生活必需品领域的通货膨胀现象。然而,在目前出现通货紧缩趋势的背景下,财富标志坍塌收缩于股市中,财富标志坍塌造成眼下中国股市出熊入牛。在我们关心股市会不会出现泡沫时,更要认识到这是一个机遇,既是给实体经济赢得转型条件的机遇,也是加大力度打造我国法定财富标志、给金融业一个定海神针的难得机遇。
七是从价值的创造看,人力资本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人力资本区别于人力资源,前者提供“非无差别劳动”,其劳动贡献量不能简单地用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来衡量,而后者的劳动则可以。譬如徐悲鸿画马卖价很高,而别人要是模仿他画马,即使画得再好也不值钱,这就是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源的差别。认识到这种差别,才能认识企业家的价值所在,才能给予企业家应有激励。
(二)经济新常态下,价值大革命的国内表现特征
一是传统产业举步艰难,而新兴业态生机盎然。钢铁、玻璃、汽车等传统支柱性产业发展面临困境,电子商务、新材料、文化创意、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信息技术服务、快递物流、节能环保、第三方支付、工业机器人等新兴产业生机勃勃,比如电子商务,2014年国内交易规模达13.4万亿元,同比增长31.4%。
二是实体经济总体困难,而服务行业蓬勃发展。2014年我国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7.3%,服务业增加值增长8.1%,高于二产的7.3%和一产的4.1%,在GDP中的占比提高到48.2%,高于第二产业5.6个百分点,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服务业仍有20-30%的发展空间。尤其应该看到的是,这也是我国有条件发展内需型经济的一个显著标志。
三是传统企业价值相对固化,而新兴企业身价不菲。比如中航工业最核心的军工高科技概念股,盘子较大的如中航动力市值800多亿元,中航飞机市值700多亿元,而去年底在A股上市的万达院线,不到四个月股价从27块飙涨到120多块,翻了近5倍,市值也接近700亿元,与军工高科技企业旗鼓相当。2010年成立的小米公司估值竟高达450亿美元,这对传统制造业来讲真是匪夷所思!美国的苹果公司今年的市值超过7000亿美元,分别大约相当于同期微软和谷歌公司的两倍,IBM公司的5倍,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12倍,波音公司的7倍多,诺斯罗普?格鲁门公司的20倍,GE公司的3倍,极大颠覆了传统的价值规律。
四是功能产品市场滞销,而时尚产品热度不减。传统的只满足物化功能性需求的产品在当代市场中越来越没有竞争力,譬如汽车产业,如果仅考虑出行代步,买一些普通汽车就足够了,但是去年特斯拉时尚的电动轿车一推出就引起市场极大反响,反映出消费者对时尚和潮流的追求已经超越了对产品功能本身的需求。再如诺基亚倒闭,诺基亚手机从功能和质量看绝对是行业标杆,但是仍最终走向倒闭,而苹果则把时尚和艺术融入工业产品,特别是它抓住了满足消费者心理需求这个关键,紧紧地抓住了人心,一诞生即被称为“上帝手机”,很快就接过了世界手机霸主的权杖。当前,各类产品和服务都不得不紧跟时尚潮流,文化、娱乐、体育、时装等市场产业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就连传统的餐饮饭店,也不断出现各类“主题餐厅”以吸引顾客。
五是传统渠道风光不再,而互联网却改变世界。互联网技术对传统渠道和平台产生了颠覆性影响,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产业持续发展,还将有更多传统渠道和产业将被互联网一网打尽。尤其是“互联网+”本质上是传统业态和互联网(信息态)的容介态经济,无疑将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以上的种种变化,本质和核心是经济价值取向和发展模式的根本性变化。如果从经济价值的层面来研究和认识,更有助于理解和把握这种变化。在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高速发展后,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也迎来了价值大革命。
二、改革开放后“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先后充当拉动中国经济增长排头兵,但在经济新常态下,消费1.0版的“衣食住行”对我国经济增长拉动乏力
回顾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史进程,“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先后充当拉动中国经济增长排头兵的过程。
(一)“三驾马车”先后充当拉动中国经济增长排头兵
首先,“出口”充当了第一次当排头兵。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发展首先走的是出口导向型道路,“三来一补”在广东率先开展,“两头在外”实实在在地成了中国经济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前达到顶峰。
第二,“投资”充当了第二次排头兵。2000年以来中国拉动GDP的三大需求中,投资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2003年达到约70%。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欧美经济增长乏力,外贸订单大幅下滑,我国产品出口大幅度下滑,随着经济发展,国内基础设施投资呼声也日益高涨,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的投资加大,特别是金融危机后4万亿投资的拉动,2009年投资拉动占GDP的比重达约90%,高得离谱(见图2)。
图2 2000—2013年中国三大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第三,当前已经轮到“消费”充当第三个排头兵的时候了。在过去的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中,我们内需消费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主要体现在“衣食住行”这四个与人们生活需求密切相关的环节上,形成了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内需消费产业“第一梯队”,但是第一梯队眼下已经拉不动了,内需消费不足是影响我国当前经济增长的大问题。以内需消费拉动的GDP增长模式才是国家实力的象征,中国必须走以内需消费为主导的经济之路。以美国为例,美国GDP各组成部分在不同年份对GDP的贡献排序不尽相同,有交替担纲之势(见图3)。总体来看,美国的个人消费对GDP贡献率最大,起着最大的拉动作用,而且在个人消费中,服务消费的拉动占了很大比重,甚至常常超过商品消费对GDP的拉动。其次才是政府消费和投资、净出口和私人投资。
图3 2000—2013年美国GDP同比拉动(数据来源:WIND数据)
(二)“衣食住行”作为“消费产业1.0版”,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内需消费产业的“第一梯队”,面临着发展瓶颈
满足“衣食住行”,作为内需消费,我们可以称之为“消费产业1.0版”。
一是“衣”这个环节。过去我们发布票,后来把纺织品出口作为出口创汇的支柱产业,再后来纺织品产能过剩、需要压锭限产,但在行政干预之后,市场的力量再次把我国发展成世界纺织品产业大国。当年,“衣”的消费,拉动了航空工业纺织机械,例如箭杆机、片梭织机、并条机、中频纺机等制造业的发展。“衣”的供给已经十分充裕,因此今天围绕着“衣”这么一个与人民生活最密切的产业,显然面临着一个重大的创新和升级。
二是“食”这个环节。曾几何时,“米袋子”是“省长工程”,菜篮子是“市长工程”,当前我国食品蔬菜饮料供应充足,当然食品安全依然是个大问题。但是,我们在饮食产业上并没有形成强有力的走出国门的“拳头”产品,跟美国的麦当劳、肯德基、星巴克、可口可乐等品牌走出国门、走进中国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的,中国很多美味佳肴,形成了举世闻名的“舌尖上的中国”。“食”的消费,当年也拉动了我国航空工业食品机械,例如牛奶包装机、茶叶包装机、粮食加工设备等制造业的发展。尽管在世界各地中国餐馆遍地开花,但没有形成龙头企业、没有形成全球知名品牌进入世界市场,遍布全球,因此饮食产业也面临一个创新和升级的问题。
三是“住”这个环节。改革开放以来,房地产已经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从房地产业增加值看,按当年价格计算,1978年我国房地产业的增加值为79.9亿元,2006年达到了9483.9亿元(见图4),2013年为33295亿元,按照可比价格计算增加了39.6倍。从房地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看,1978年为2.19%,2006年提高到了4.50%,2013年提高到5.9%(见图5),其中2007年到达8.1%。
图4 1978-2006年的房地产业增加值(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计算整理)
图5 2000—2013年中国房地产业和建筑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
从房地产开发投资看,1978年我国城镇住宅建设投资仅39.21亿元,2006年达到了16305.54亿元;1978~2006年城镇住宅建设投资共计96986.63亿元。1986年房地产开发投资仅为101亿元,2006年达到了19422.9174亿元,1986~2006年房地产开发投资为101617.47亿元(见图6)。2013年房地产开发投资达到86013亿元,是1986年的852倍,年均增长约28.4%。房地产投资对我国GDP增长的贡献率,2004年以来均在5.8%以上;2009年最高,达到13.3%;2004年-2013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7.8%。
2013年,我国房地产增加值为33295亿元,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4.6%;房地产开发投资拉动相关行业的增加值为53848亿元,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24.8%;两者合计为87143亿元,占全部GDP的15.3%,两者合计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9.4%。
图6 1978-2006年的住宅和房地产开发投资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数典2000》、《中国统计年鉴2007》计算整理)
进一步分析房地产投资占地方GDP的比重,按照支出法计算,2004~2007年仅房地产投资一项占GDP的比例超过20%的省市有19个(占61%),其中北京市达到53.78%(见表1),可见房地产对GDP的贡献是巨大的,也带动了建材、耐用家电等很多产业的增长。
表1 房地产投资占地方GDP的比例(单位:亿元)
从房地产的税收贡献情况来看,根据可以获得全国性数据的4项直接税收(耕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土地增值税)统计,耕地占用税的征收额从1987年的1.40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171.12亿元;城镇土地使用税从1991年的31.65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176.81亿元;房产税从1994年的60.3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514.85亿元;土地增值税从1995年的0.3亿元增加到了2006年的231.47亿元。2006年全国这4项税收收入合计高达1094.25亿元(见图7)。而有研究表明,这4项直接税收远远不及间接税收(即由土地开发带来的建筑业税收和房地产业税收)。
图7 1987-2006年部分房地产类税收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中国财政年鉴》、《中国税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住”的消费,当年拉动了我国航空工业空调、空调压缩机、建筑材料等产业的发展,形成了航空工业的支柱民品产业。
我国经济下行后,其他内需产业没有及时跟进,目前房地产的冷热主要靠行政手段来控制。
四是“行”这个环节。关于“行”,有汽车、铁路、航空运输、水运等等,其中民用航空运输的发展则主要把市场让给了西方国家,而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最令人瞠目结舌。曾几何时,“轿车”是重要的国家限购产品,是身份的象征,按照级别配车。现在汽车进入了千家万户,进入了寻常百姓家,应了那句古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2009年,我国第1000万辆汽车下线。2014年,我国汽车产量2372万辆,同比增长7.3%;销量2349万辆,同比增长6.9%,不及2013年(见图8)约14%的一半,但连续六年排名全球第一。2014年中国国内汽车保有量达到1.54亿辆,是1978年保有量143万辆的108倍,中国有约4亿个家庭,上升空间大。
2010年我国汽车产业实现工业总产值4.34万亿元,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6.13%。直接相关产业的从业人员超过4000万人,占全国城镇就业人数的12%以上。汽车行业税收9500亿元,占全国税收的13%。
图8 2000-2013年中国汽车产销情况图
2010-2012年期间,中国汽车行业处于高速增长,利税在整个财政收入中占到4%-5% 左右,对我国财政收入的贡献较大。到2012年,汽车工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了10个百分点。
“行”的消费,拉动了我国航空工业研制生产了大量品牌的摩托车、微型轿车、大型客车、改装车、汽车发动机,进入了汽车零部件行业,一度成为我国航空工业最大的支柱民品产业。目前,专用汽车仍然在市场上有一定地位,汽车零部件还在继续增长。
2015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保持在7%左右,受GDP增速缓中趋稳的影响,汽车市场也进入到一个相对低迷、增长乏力的时间段。连续多年荣登全球销量最大市场宝座的中国车市,到目前为止已经进入了缓慢增长期。
“衣食住行”,消费产业1.0的四个方面,对中国经济拉动最大、真正形成支柱的只有两个“产业”,一个是“住”,一个是“行”。但是房地产发展过热,汽车发展过快,城市拥挤出现了,包括污染等等问题出现了,这两个产业对经济的拉动力明显不足,解决内需消费不足,防止我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最紧迫的问题之一。
(本文为中航工业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林左鸣所做的《经济新常态和价值大革命下的企业创新驱动和转型升级》的主题报告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