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工业革命：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基于“CPS”、“IoT”和“Web2．0”，施瓦布为我们描绘的“新型弹性工作革命”似乎很快能成为现实。按照其引述的观点，“未来可能会有一部分人通过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来获取收入——你既可以是优步司机，又可以是Instacart的采购员，Airbnb的房东，也可以在Task rabbit上做临时工”［20］。这一美好的愿景听起来很像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那个著名比喻的现实化，“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然而，结合前两部分的分析，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弹性工作”的个人，在现实中将面临两大挑战。一是他必须能够克服“工业4．0”带来的就业分化的风险，二是他还必须处理好自己的工作与其所依赖的“平台”所有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全面理解“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价值链”转型，不仅需要对上述新的现象做出及时的追踪，而且更应在理论的对话中给出全面的科学的反思。对照马克思《资本论》中给出的“价值”分析——作为资本社会关系的“现实抽象”，我们不难发现：既有西方主流话语中的“价值”，或者说“生产性消费”中涉及的“价值创造”和“价值主张”，都不过是作为“使用价值”的“效用”概念和现代“经济学”的“收入”概念的混合和折衷。在所谓的“价值链”转型中蕴含的不过是生产和消费在信息技术条件下更为直接的统一。其中包含着全球化条件下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产业转移，这一转型依赖于新型传播媒介平台基础上既有资源的重新整合和利用。借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我们似乎可以更为深切地理解“生产性消费”的本质。

    沿袭并批判性改造斯密的相关理论，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就在于是否创造剩余价值。也就是说，“生产性”本身就意味着能够带来剩余价值。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所谓“生产性消费”，就是直接创造剩余价值的消费行为，同时也就是直接实现剩余价值的生产行为。利用“第四次工业革命”提供的新技术平台，之前马克思所探讨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愈发直接地融合为一体。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这种融合本身就成为加快资本循环速度，拓展资本积累领域的巨大力量。因此我们可以说，“生产性消费”所折射出来的“价值链”转型，以愈发直接的方式再现了全球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复杂构成。回顾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笔者尝试提出这样的观点：“第四次工业革命”，尤其是作为其产物的“生产性消费”，预示着一场新的“地理大发现”。不同以往的是，这新一轮“地理大发现”一方面意味着在新的物理、数字和生物技术条件融汇背景下，工业生产在全球化范围内的重新布局——世界体系的“中心”和“边缘”将不仅在新技术条件下发生变化，而且将因为技术和知识的积累而从根本上打破传统的地域界限；另一方面也包含着资本对人类生活本身的全面殖民化，个人的生活世界将越来越直接地成为作为自主主体（automatisches subjekt）的资本“强占”（landnahme）的对象［21］。在资本成为主导的条件下，个人的消费不仅与生产活动直接结合在一起，缩短资本循环的周期，而且现有物质生产基础上的个人生活条件，也将直接成为依托知识－信息平台形式出现的新型垄断的对象和工具——既有生产力水平条件下的个人生活，将不仅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的环节存在，而且直接成为新一轮资本“原始积累”争夺的对象。

    简短的结论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无论如何，“第四次工业革命”都将带来人类社会历史的一次根本转型；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出发，针对这一转型的力量进行批判性分析，并不等同于认可那种既存在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早期也隐身于后现代思潮之中的“卢德主义”（Ludditism）观念。以鲍德里亚的教训为例，在敏锐地观察到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个人生产的全面奴役和渗透的同时，如果只是尝试重新激活“卢德主义”，在对资本的“全面”拒斥中寻求解放的可能性，那么，这才真地成为一种其批判对象的“隐性同谋”。回顾此前三次工业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形成、发展和转型的历史，可知：马克思主义非但从来不拒绝任何形式的技术创新，反而总是自觉地以最新发展的社会生产力为基础，在承认人类社会历史客观发展的前提下，保持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对抗性矛盾的批判性反思，并结合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寻求具体的社会主义实践策略。任何一次技术创新所引发的社会革命，都不是一场孤零零的变革，必然依赖于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因此，关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乌托邦观念，最大的失误不在于相信一个美好的未来，而在于它不能理解技术变革与社会转型之间的复杂关联。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坚信：“第四次工业革命”初现端倪，已经蕴含着既有的技术积累和特定的社会关系调整，而其进一步展开，不仅将极大地改变现代社会的结构形态和思想观念，而且将为马克思主义的新的时代发展提供现实依据和客观基础。

    由于特殊的历史机缘，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之日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理论发展就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变迁紧密关联在一起。进入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不仅要着力解决中国这样一个曾经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和跨越式发展问题，而且必须正面应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所暴露、引发，甚至是转移产生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方兴未艾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全新的挑战。正如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总结改革发展的实践经验，所达成的共识：为了抓住这一机遇、应对其中挑战，必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实施“网络强国战略”，确保“改革既要往有利于增添发展新动力方向前进，也要往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方向前进，注重从体制机制创新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我们坚信，随着我国制造强国战略的推进和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也将得到新的证明。

    注 释

    ［1］克劳斯·施瓦布：《第四次工业革命：变革的力量》，李菁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4页。

    ［2］克劳斯·施瓦布：《第四次工业革命：变革的力量》，第4页。

    ［3］克劳斯·施瓦布：《第四次工业革命：变革的力量》，第５页。

    ［4］克劳斯·施瓦布：《第四次工业革命：变革的力量》，第５、16页。

    ［5］“ What is Industry 4．0？ Unleashing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Van guard， January 22，2016．

    ［6］L．Monostori et al．，“ Cyber－physical Systems in Manufacturing”， CIRP Annals－Manufacturing Technology，2016（2）．

    ［7］GüntherSchuh et al．，“ Collaboration Moves Productivity to the Next Level”， Procedia CIRP，2014（17）．

    ［8］“ Artificial Intelligence：The Return of the Machinery Question”， The Economist，June25，2016

    ［9］“Answering the Machinery Question”， The Economist，June25，2016

    ［10］转引自 “ AutoMation and Anxiety”， The Economist， June25，2016．

    ［11］克劳斯·施瓦布：《第四次工业革命：变革的力量》，第7页。

    ［12］“ The Rese of the Superstars”， The Economist， September 17，2016．

    ［13］参见克劳斯·施瓦布《第四次工业革命：变革的力量》，第10～11页。

    ［14］“ The Rese of the Superstars”， The Economist， September 17，2016．

    ［15］Wolfgang F． Haug， Hightech－Kapitalismus in der Grossen Krise， Argumengt－Verlag GmbH， 2003．

    ［16］Ngai－Ling Sum and Bed Jessop， Towards a 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5．

    ［17］代表性学者有文森特·莫斯可，参见莫斯可《传播政治经济学》，胡春阳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

    ［18］参见《哈维在南大／重拾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社会科学报》2016年7月7日。

    ［19］Alexander Manu，Value Creation and the Internet of Things：How the Behavior Economy will Shape the 4th Industrial Revolution，Routledge，2016，pp．8－9．

    ［20］克劳斯·施瓦布：《第四次工业革命：变革的力量》，第10～11页。

    ［21］关于“强占”（landnahme）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参见Klaus Dorre“ The New Landnahme：Dynamics and Limits of Financial Market Capitalism”，in Klaus Dorre，Stephan Lessenich and Hartmut Rosa，Sociology，Capitalism，Critique，Verso，2015．

    文章来源：《天津社会科学》2017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