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工业革命：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担忧，但是正如《经济学人》的分析所提到的那样，在新近兴起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大潮中，“人工智能正带来如200年前机器曾经导致的担忧”。“但是十九世纪的工业化经验告诉我们，就业并不会被摧毁，而是被调整；新的工业将出现；工作和休闲将会发生转型；教育和福利制度不得不进行调整；地缘政治和经济调节将会受到影响。”无论如何，关于“AI”的两大争论，“是否会代替就业，是否会伤害人类，不过是关于变革命运的探讨”［9］。就目前国际上大多数学者的讨论来说，普遍倾向于接受这样的观点：以“CPS”、“IoT”和“AI”为基础或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并不会彻底改变人类与机器人之间的关系，在终极意义上不会摧毁人类的就业和生活本身；但是，在可以预期的一段时间内，会在不同层次上对就业问题产生直接的，甚至是颠覆性的影响——借用熊彼特的话说，就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

    具体说来，这些“创造性破坏”主要包括：其一，在特定国家、地区或经济体内部，会产生就业的新的“分化”（polarization）现象。简言之，随着新技术的采用、智能机器体系的发展，在特定范围内会产生既有就业体系的崩溃，新的就业模式较之以往出现向高科技、高端就业和简单化、低端就业分化聚集的情况。其二，在全球化的视角下，在短期内会产生工业生产从后发国家和地区向发达国家和地区转移的趋势，也就是所谓发达国家地区“再工业化”趋势加强的现象。但是从长期来看，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蔓延和拓展，将出现工业生产向低成本国家和地区的重新转移。但是在此过程中，会出现新的垄断形式，如新兴高科技网络公司，对新型信息－知识－经济“平台”（platform）的“闪电战式”建构（biltzs－cale）。对于这一现象，本文第三部分将具体讨论。

    首先，“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推进将在特定国家、地区和经济体内部产生分工和就业的两极“分化”现象。回顾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社会结构变化，随着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分工和竞争，以及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在率先推行工业革命的国家和地区内部，产生了社会阶级的分化现象。这就是马克思曾经专门分析的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分裂为资本家和工人两大阶级的现象。然而必须看到的是，一方面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社会的确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和趋势；另一方面，在具体的资产阶级国家和地区内部，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这种阶级分化在呈现为一种客观历史趋势的同时，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进而呈现出新的特征。其一，正如马克思已经指出的那样，19世纪中叶之后，以英国为典型，在工业资本主义强国和殖民宗主国内部，其工人阶级本身也分享了作为殖民宗主国的国民所获得的额外利润；其二，20世纪以来，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深化，以及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确立，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新的阶级结构转型，这就是美国左翼学者赖特·米尔斯后来所描述的“白领”，即不同于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新”中产阶级的出现。当然，随着新自由主义成为西方国家的主流，阶层分化或身份认同又成为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今天的学者普遍认为，这一问题将随着“CPS”和“AI”的发展而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进一步加剧。简单说来，这是因为：随着新技术的采用，特别是“智能工厂”的出现，原有的技术分工将进一步拉大，不同就业机会之间的技术、科技含量差别将显著扩大，同时，若干行业将会消失，而若干新的行业将会出现。对此，弗雷和奥斯伯恩的调查给出了详细的分析和预测［10］。显然，这一变化将给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因此，西方国家的主流观点往往是强调通过教育和政府调节的作用来应对挑战。不容回避的是，在欧美国家，新技术革命所导致的就业分化同时与移民问题、知识信息的新型垄断等纠缠在一起。这就需要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社会效应进行更为系统的分析。

    其次，“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开展，将在全球范围内对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关系产生新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也预示着新世界体系的孕育和发展。根据历史经验，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推进，由于技术水平的要求和生产成本的降低，在短期内会出现新的产业转移趋势。简言之，就是在率先推行“工业4.0”的国家和地区，出现新一轮的产业集聚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发现：“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展迎合了欧美国家“再工业化”（Reindustrialization）的战略要求；同时，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来说，这既是严峻的挑战，也是新的机遇。从长期发展来看，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蔓延，工业生产会逐渐流向科技研发水平较高、生产成本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因此，“第四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不仅是技术层面上的变革，还有新一轮的全球竞争。套用现在流行的术语，“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的趋势将进一步增强。这也正是施瓦布一方面呼吁加强全球合作、共同应对新的挑战，另一方面也特别推崇“灵活治理”以及“地区和城市作为创新中心”的原因所在。结合上文分析中提到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不同层次，特别是分别以“CPS”和“IoT”为主要驱动力的“智能工厂”发展所引发的制造业变革，以及“新兴高科技网络公司”发展所带来的信息－知识－经济“平台”的竞争，我们就会意识到：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尤为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三、“让我们优步吧！”与平台垄断

    如前所述，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进展中，直接生产过程的变革“CPS”本身是同“IoT”的发展关联在一起的。正是因为“IoT”的发展，甚至是到了“万物网”的程度，生产和消费更为直接地结合在一起，才使得工业4．0所期待的智能化制造和定制化生产成为可能。作为其重要的结果，就是全球价值链的转型。如果说，智能工厂或者“CPS”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全球价值链的一端，那么直接以“物联网”为基础的新兴高科技网络公司的出现，则建构了新型价值链的另一端，甚至是作用更为显著、影响更为深远的一端。对此，施瓦布在其著作中概述“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深刻的系统性变革”、“物联网”技术的发展、“第四次工业革命”对于企业发展的“颠覆性影响”等部分多次谈到了以“物联网”为基础，以信息采集和服务为主要内容，以新型“平台”竞争为主要目标的新兴高科技网络公司的地位和影响。其中，被经常用来作为案例的是Facebook（脸谱网）、Uber（优步）、Airbnb（空中食宿）、阿里巴巴等，当然，严格来说，最具代表性的还应包括Apple（苹果）、Google（谷歌）或者说Microsoft（微软）等互联网巨头。

    有两个案例可以来印证“物联网高科技企业”的发展或者说“第四次工业革命”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其一，有数据分析表明：“1990年，底特律最大的三家企业的总市值、总收入和员工总数分别为360亿美元、2５00亿美元和120万人。相比之下，2014年硅谷最大的三家企业的总市值高达1．09万亿美元，其2470亿美元的总收入与前者不分伯仲，但它们的员工数量仅约为前者的1／10，只有13．7万人”［11］。根据《经济学人》杂志的报道，从2006年到2016年十年间，全球市值最高的企业排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能源制造业领衔（前三甲分别为埃克森美孚、通用电气、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转变为高科技公司独占鳌头（三强排序为苹果、Alphabet和微软）［12］。其二，对于日常生活来说，最直接的影响莫过于“谷歌”、“优步”这样的企业名称，变成了可以直接使用的动词。如，“Let me Google that”，“Let me Google that for you”（让我谷歌一下给你），“Let’s Uber”，或者“Let’s Uber a car”（我们优步一辆车吧）等等。这样一种话语方式的变化，直观地再现了互联网高科技企业的“平台”效应，或者说，新型垄断优势。

    对于这样一种依托新的技术变革而出现的“平台效应”，施瓦布也曾敏锐地指出，以数字业务为主的组织通过打造网络平台，匹配多种产品和服务的买家和卖家，从而获得越来越大的规模效益。其结果是，为数不多但势力庞大的几家平台主宰了市场。它的好处，特别是对消费者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种所谓的平台效应也加剧了利益和价值向少部分人手中集中［13］。正如有观察者已经指出，未来“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技术发展遵循的是“赢者通吃”（winner－takes－all）逻辑，而竞争只是留给失败者的［14］。因此，甚至有人担心，这种对于核心信息的垄断性控制，将妨碍其他一些与“第四次工业革命”相关的创新。在我们看来，也许这种“平台”效应中存在的新型垄断趋势和风险——从工业垄断到金融垄断，再到信息和平台垄断，恰恰是全面理解“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效应的关键所在。而这一点似乎也得到了近年来国外左翼理论发展的印证。

    一方面，针对当代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方式的变迁，特别是“信息时代”的来临和“网络社会”的兴起，不少左翼学者从技术变革、知识生产和媒介批判的角度展开了总体性的分析。如德国批判理论学者沃尔夫冈·豪格（Wolfgang Haug）提出了“高科技资本主义批判”的概念，强调马克思《资本论》从商品形式到资本生产过程的分析，仍然包含着对高科技时代资本主义批判的有效形式，即物质生产实践本身的辩证历史结构［15］。英国马克思主义者鲍勃·杰索普（Bob Jessop）则从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全球化资本主义批判出发，建构了所谓的“文化政治经济学”（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框架，将全球化和空间问题、网络社会与知识生产、资本主义国家和权力问题综合起来加以考量［16］。此外，针对新的互联网发展和传媒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英美“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给出了有针对性的批判性分析，强调将马克思的物质生产方式分析更为紧密地同传播媒介批判结合起来［17］。

    另一方面，关注新历史条件下资本对个人的统治或奴役方式的转型，不少当代西方激进理论家尝试提出新的理论框架来推进或替代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奈格里和哈特（Negri and Hardt）关于“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 labour）和跨国资本“帝国”的探讨。与之密切相关的是维尔诺（Palolo Virno）关于“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的分析。通过创造性地阐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机器论片段”中的“一般智力”（依托“机器体系”和“固定资本”）的观点，维尔诺批判了新自由主义条件下以非物质劳动为基础的“现实抽象”，即以知识和信息生产为基础的资本权力体系。近年来，强调“重回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齐泽克（Slavoj Zizek），在将马克思和拉康嫁接起来的过程中，利用“剩余快感”给出了对“剩余价值”的过渡诠释，且提出了“剩余知识”（surplus knowledge）的新观点。这也可以被看作是当代激进话语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最新回应之一。

    可以说，上文提到的诸多左翼激进学者，已经充分意识到在新的以知识生产和非物质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出现了新的奴役力量或垄断机制，而这样一种力量和机制本身又是以对个人主体的塑造或控制为基本作用方式的。也就是说，它们以理论的方式再现了现实中出现的新型经济形式或生产方式。然而，如何更为深入系统地理解这一历史趋势，并对诸种理论话语进行科学的回应，特别是垄断性“平台”与个体化行为之间的辩证关系，是一个仍然有待解答的难题。参照马克思的《资本论》，我们看到，关键性的问题是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秘密的揭示，而为了揭示这一过程的秘密，焦点或首要问题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社会总过程的分析基础上，给出对价值问题的科学分析。“第四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多种变革，及其引发的相应理论争论，将为我们更好地回答上述问题，提供一个绝佳的契机。同之前任何一次生产方式的变迁引发的社会结构变化和理论形态转移相类似，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现实背景中，正在引发新一轮的争论。一个直接的佐证就是：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在将马克思“价值”概念搁置多年之后，正在新的历史和理论语境中重新思考这一问题［18］。就“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理解来说，直接相关的，就是在既有讨论中已经广泛提及的全球“价值链”转型，特别是介乎“价值增加”（value adding）与“价值主张”（value positioning）之间的“生产性消费”问题。四、“生产性消费”：新一轮“地理大发现”？

    正如前三次工业革命一样，“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深刻影响将不仅仅局限于生产领域的变革，还将推动整个社会历史的全面发展。尤其是面对这样一个横亘在物理世界、数字世界、生物世界之间的边界日益模糊的系统性变革（跨界整合），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乃至自身的存在方式、与他人的“交往方式”都将得到彻底的改变。按照施瓦布的看法，在速度、程度和系统性上，这种改变比以往一切都更为深刻。甚至于这场变革可以被描述为是指数级的。因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几乎直接改变了所有的工业环节，进而系统影响到物质生产、经济运转和政治治理。依托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3D打印、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简称VR）技术、生物科技、纳米技术、机器人和量子计算机的发展，毫无疑问，“第四次工业革命”在不远的将来将引发根本性的社会变革。当然，这场变革现在仍然仅仅处在起步阶段。如何看待这场变革，无论是对它持一种“乌托邦”式的期待，还是将其置于一种审慎警惕之中，都将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展开而得到更为现实的回答。就当前所产生的直接经济效应来说，全球“价值链”的转型和“生产性消费”的实现是有关这场革命讨论最为集中的话题。一方面，这一讨论本身同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劳动价值论直接相关，已经引发了国际学术界的争论和热议。另一方面，由于价值问题直接关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现代社会结构的本质理解，因此这一问题构成了理解“第四次工业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关系问题的核心焦点之一。

    在施瓦布的著作中，作者曾经提到“价值链”的问题，但是并没有专门论述“生产性消费”，而只是在讨论“工业4.0”时涉及到了“定制化生产”的问题。实际上，“生产性消费”以及“生产性消费者”并不是一个新出现的术语。这样一个合成词是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在1980年出版的《第三次浪潮》中首先使用的，并在2006年出版的《财富革命》中进行了更为详尽的阐述。近年来，有关“生产性消费”与价值创造（value creation）的讨论日益升温。特别是随着“IoT”以及新兴高科技互联网企业的发展，“生产性消费者”、“行为经济”与“价值创造”逐渐成为讨论的关键词。在西方社会，一种主流的观点是：通过以“Web2．0”和“IoT”为基础的新型互联网“平台”的搭建，可以在“生产性消费者”，也就是同时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的网络用户的行为中，创造出不同于原有工业生产的更多的新的价值，而这也就是新兴互联网企业的收入来源所在。有观点是这样解释的：“‘IoT’的发展可以使我们预见这样的未来，通过‘IoT’科技我们可以增加既有产品的价值。因为价值存在于人们购买的产品和服务之中，存在于他们同企业的关系之中，存在于他们旅行或娱乐的支出之中。在这样一种经济关系中，收入一方面是外在价值交换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内在行动的产物。”［19］在此基础上，“生产性消费”还被作为与“工业4．0”直接相关的经济环节来理解，即成为微观企业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条件下“价值增值”与“营销定位”之间的中介，或者说，“价值增值”体系在“营销定位”环节的拓展。“生产性消费”同时既是生产网络的延伸，又直接属于“市场定位”的环节，二者合二为一。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定制化生产”就是“生产性消费”最直接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