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坏式情景:经济发展“孤岛化”
猖獗的民粹主义和无节制的国家保护主义进一步深化了全球范围内的制造业不均衡现象。 经济与工业系统的孤岛现象越来越普遍,全球陷入新一轮经济大萧条。
十五年来,世界经济大国不断出现反对的声音,对经济秩序的反抗和对那些操纵经济命脉的专家的不信任之风盛行。曾在本世纪初被认为是全球经济增长与繁荣动力的全球化体制,如今却在那些曾经全球化冠军的国家受到了最大的抵制。
连年的低增长使得生产力已经受到破坏,劳动力转移,公众情绪升温,这些都反映出政府治理再就业的乏力无门,导致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最重要的是,增长滞缓给了极端分子崛起的有利时机,这些极端主义者利用贸易全球化和技术创新的持续影响激起公众的担忧。
制造业将各国迅速分化成不同阶层,有些国家及时抓住了新技术的机遇,而另一些国家却因缺乏规模制造能力,或者不具备先发优势而丧失机会。
受到伤害的公众越来越不满意政府的领导,政治敌对和两极分化日益加重,治理结构越发不堪一击,政治领袖缩手缩脚,只一意寻求简单直接的解决方案或者因循守旧的方式,试图在快速变革的环境下通过控制个人之间的壁垒而加强控制权。特别是在选民倾向变幻不定的民主制度下,政局飘忽不定对政府和政策的连续性有很大的影响,更不必说对国际体系的打击了。 我们已经进入到了“权力的终结”时代。
许多国家对那些日益升温的以邻为壑的保护主义政策做出了回应。由于新的更加繁重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国际贸易体系和区域贸易结构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其他国家则由于政府意见的极端分化,无法作出决定。
于是,国家经济主义正在迅速回归。 他们主张由政府扶持一些大型领军企业,为其制定产业政策,政府在这些大公司持股,具有控制力,掌握其基础研发,并通过政府政策倾斜优先配置资源。于是,它们引入跨境商品与服务的贸易,投资组合和直接资本,而给予工人的合同水平却低于二十年前经济危机之前的水平。
随之而来的是,经济强国不得不背负着巨额和不可持续的债务负担。 二十年前,央行为应对大萧条,启用了历史上最积极的货币扩张政策。他们不仅没有成功地快速重启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反而丧失了许多之前可以调配的传统货币手段。 2016年全球公共和私人债务总额超过150万亿美元,是当时全球经济规模的两倍多,目前已经泡沫到几乎相当于全球经济总量的三倍。
此外,持续的低迷甚至负增长的经济收入降低了政府税收,进而造成前所未有的税收政策压力。政府能够支配的用以补贴国家经济的资源越来越少,社会面临更大范围的失业压力。
对于制造业的影响则是高度破坏性且不均衡的。 全球制造业分化成多层,有些经济体寻求利用新技术,而另一些国家则不具备规模制造或先发优势。不难看到只有那些有能力将科学发现转化为技术创新的经济强国才能在全球有限的生产环境中始终保持主导地位。支撑工业强国地位的另一关键因素是资源调配能力,特别是资本运作能力,能够加速现代化制造的进程。 能源价格下跌加之需求回落使人们回到能源密集型发展模式。与贸易紧张局势之前存在的水平相比,生产率仍然低迷不振。
相比之下,劳动力成本低和边际生产率水平低下的经济体受到的打击最大。 全球贸易体系的衰落加上大量转移劳动力的新技术的出现,意味着制造商不再需要寻求跨境劳动力的差异化竞争优势。
饱受保护主义政策之苦的跨国企业,尽管全球布局广泛,也开始搁置了他们早在本世纪初建立的庞大的国际供应链战略。而随着全球供应链的瓦解或削弱,通过数字化实现的采购和流程成本的先前收益也不再适用。
在这一背景下,制造业核心继续向自动化方向慢慢转移,机器数量和复杂性几乎没有增长,但是工业设备的入网率和互连性增加。自动化普及后的劳动力转移影响比在正常的全球化背景下更为深远。公司和政府在解决失业率高企的时候都会极力捍卫自己的利益。
企业总是将投资重点、本土化运营转移到那些投资回报率高的国家和地区。这包括愿意为实现现代化和扩大物质基础设施而配备财政资源的国家,那些愿意颁布和执行公开公正的且有竞争力的企业税法的国家,以及那些高素质劳动力和基础研发人员充沛的国家。
在全球范围内,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生产分层深刻扩大。 随之而来的收入水平差距导致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甚至本国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之间产生新的紧张局势。
这一切都源于经济发展的“孤岛化” ---即经济和工业系统全球化的对立面。这样做的经济成本巨大,但是前景却会更加惨淡。
下放式情景:逆全球化下的社会转型
本土化运动和关键生产要素的逆全球化趋势从根本上改变了制造业的未来。首先,规模较小的公司蓬勃发展,创业活动激增,全球化大企业的准入壁垒明显增加。移动城市制造单元的到来。这些小型自主制造单元被运送到各个国家,借助当地劳动力进一步开发定制的内容。
全球生存环境急剧恶化,然而人类所做的努力却少之又少。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因海平面上升而淹没的岛屿国家越来越多,从而影响到的居民数量也在增加。我们估计,全球约有1.25亿人口因此陷入贫困状态。自然灾害俨然已经成为一种不太新鲜的新常态。持续高温和极端恶劣天气也在重塑未来农业的格局。
本世纪20年代初,政府终于开始承担起更多责任来应对环境恶化。发达和发展中国家政府都竭尽全力减少碳排放,推出减排政策。随着化石燃料可能很快达到峰值,目前全球正在开展大规模能源转型,积极建立可再生能源的基础设施。电动汽车的普及率不断增加,许多电力市场上也已经了发生重大变化。大量在建的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入网项目正如火如荼地展开。智能公路、电网、电池存储、电动汽车以及其他决定能源依赖性和竞争力甚至排放水平领域的战略布局和投资选择方案一旦敲定,各国就会出台一系列重大决策,而这决定着明日世界的赢家与输家。
私营机构逐渐发展出一种有效的合作模式。由企业和非政府组织所组成的联盟,共同制定清洁能源战略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欧洲,通过这种模式的努力,建立了快速充电站,使电动车得到广泛而迅速的普及。在亚洲,由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共同发起的城市节能行动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回报。在非洲,受益于跨越式发展和定制化技术,生态足迹显著减少。在中东,“非油”经济和社会体系建设方面已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在西半球,可再生能源,尤其是太阳能的全面应用已经改变了整个能源结构。
政府几十年来养成的谨慎而僵化的作风,即使有再多的好建议,也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间改变。长期造成的公众信任缺失也不可能短时间内得到改善。除此之外,公民还对大型企业的行为表示失望,不仅指责它们是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而且控诉他们的全球化运营带来了收入差距、资源滥用,对工人的剥削,将私人利益置于公众利益之上。这些不作为的政府和掠夺性的跨国企业已经令公众的不满情绪到达了极点。
这些充分说明了为什么几年前在全球范围内发起了高度本地化的运动。转折点发生在2022年,面对无可辩驳的证据,政府再一次就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未能达成一致。疲软的经济环境再次阻碍了他们做出正确的决定。
世界迅速变得更加本地化。消费者越来越关注食品的原产地,制造商和使用了什么原料。由于小型手工生产商和中小企业目前已经可以掌握添加剂制造技术,自主研发的高端定制产品在国内占有了主要市场。本土化取代了全球化,成为了时代主旋律。
数字原住民一代对政府和商业机构失去信心,因此这一代人所驱动的新经济推动了权力下放到地方的“分散型”治理模式。压力来自于扶持当地制造业,定制化和追求循环经济。实际上,这是规模制造时代的结束。过去的规模经济如今遭到普遍的诟病。
多年前,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等多边协议以失败告终,成为逆全球化的开始。随后的贸易紧张局势使得世界经济增长减缓,特别对国外贸易占比大的国家影响显著。
这一阶段最终开启了社会经济政策的新纪元。几个主要经济体都设立了刺激地方工业并保护其免受外国竞争的政府补贴,本土解决方案不断涌现。这一趋势改变了创新的方向,重新定义了技术发展路径,甚至停止了一些诸如crispr-ca93这样前沿科技的发展。
产品设计贸易由于其跨越国界的便利性而发展迅猛。中等收入国家看到了投资劳动力技能提升的商机,并通过提供较低成本的劳动力基础,将自己发展为国际设计服务中心。低成本制造业持续下滑,低收入国家的利基市场地位也岌岌可危。
这种快速摒弃全球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全球经济增长的下降。在过去的10年里,即从2020到现在,年平均增长率平均为2.5%。本地化现象带来了通货膨胀和潜在滞胀的回归。然而,目前的支持者称之为“清洁性增长”,认为是一种“生活方式收入”,即具有更高水平的环境治理和社会包容性的精神收入,相当于额外带来200个经济基点。
归根结底,本土化运动和关键生产要素的逆全球化趋势从根本上改变了制造业的未来。其中包括两大转变:首先,由于生产本地化和产品定制化导致价值链重组。规模较小的公司蓬勃发展,创业活动激增,全球化大企业的准入壁垒明显增加。定制需求给面向大众市场的大型制造商带来了直接压力。其他大型企业利用规模优势集中生产大宗基础产品,放弃高端产品市场给中小企业。由于原料采购、产品加工和市场销售都实现本地化,所有企业的供应链体系都发生巨大变化。其次,它推动了增材制造和3D打印产业,更多的大数据和分析技术让敏捷的中小企业可以成功地定制生产服装、食品和电子产品。
制造业的另一重大演变是移动城市制造单元的到来。这些小型自主制造单元被运送到各个国家,借助当地劳动力进一步开发定制的内容。这不同于大型远郊工厂,又可以利用较低的劳动力和其他成本,为工业制造业描绘出一副与众不同的未来景象。
目前社会转型的大势汹涌而长久。加之愈演愈烈的环保压力以及政府的治理乏力,全球经济增长和政府间合作都有所降温。只不过社会问题不再是政府的工作重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