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我国“智能制造”出路 开启智能未来

    这就需要我们辩证地看待中国的基本国情以及由此带来的独特优势。

    ——劳动力资源丰富、但技能偏低。其中又以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含农民工）为典型。但是，我们绝不应该将这几亿人放到“智能制造”的对立面上。他们的存在，决定了中国版智能制造的内涵要比“无人化工厂”、甚至“机器换人”丰富得多。

    一旦将这几亿人视为中国版智能制造的生力军，就会立即发现：把“人口红利”转变成“人才红利”远不止于“大众创新、万众创业”，亿万剩余劳动力转变成熟练劳动力的技能教育和继续教育同样重要；而开发出适应中国劳动力技能水平和操作能力的智能制造装备，这项历史性课题只能由中国装备工业自行解答，绝不可能指望德国、美国或日本企业为中国提供现成答案。

    ——国民工业体系层次复杂。从工业1.0到工业3.0、甚至工业4.0的各种成分，同时存在于单一经济体系内部，这是今天中国工业区别于世界其他任何国家的根本特征。面对这样复杂的层次性，惯性思维是所谓“腾笼换鸟”：把中低技术行业（如鞋帽箱包）和工业1.0形态转移到不发达地区，引进高技术工业和工业4.0企业。

    但是，这种做法的问题显而易见：因为中国有着如此大量的工业1.0企业和2.0企业，“换走”、甚至“赶走”低端工业，无疑将带来经济总量（GDP、税收、就业等各方面）的巨大波动。而更重要的是，“腾笼换鸟”以静态思维、错误地理解了不同层次工业之间的关系，忽视了低端工业向高端延伸和升级的可能。

    低端工业的“产能过剩”，归根结底是因为它们不能以更低的价格生产更好的产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它们采用更先进的制造系统和横向/纵向集成平台。这意味着，低端工业的升级需要恰恰为国内智能制造产业的持续成长提供了动力。这种价值链上下游、不同层次企业之间的合作，将会把丰富而复杂的工业层次转变成中国工业升级的战略性资产。

    ——投资（动员）能力强大。中国政府有着举世公认的投资能力和投资动员能力。很长一段时期以来，依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屡遭诟病；特别是近来部分行业饱受当年“4万亿”引发的“产能过剩”之苦，迫使政府收敛起投资的拳脚。

    但不可否认的是：持续的大规模投资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超常增长的重要动力。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当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处于今天中国的人均GDP水平时——不管是1920年代的美国、还是1960年代之前的日本，都表现出高速投资扩张的特征，而投资的主力是那些以“三重投资”为发展引擎的第一代大型工业企业。

    毫不夸张地讲，今日西方工业的竞争力和创新，正是用半个多世纪“三重投资”的真金白银砸出来的。如此看来，中国的工业升级还远未到紧缩投资的时候，但又确实需要升级投资能力，从“敢花钱”升级到“会花钱”。“会花钱”既包括扣准投资重点，也包括提高投资效率，前者取决于工业与技术发展方向，后者则受制于政府、企业等投资主体的相互关系与投资经验。

    充裕的劳动力资源、层次丰富的国民工业体系以及强大的投资（动员）能力，所有这些在全球范围内独一无二的国家优势，加上一大批自主创新技术成果，使中国完全有资格对未来制造业给出一个自己的定义，也完全有资本对中国版智能制造进行顶层设计。

3、以战略性思维构建中国工业的升级图景

    通过以上讨论不难看出，中国版智能制造存在逻辑上的可能性。但要把这些可能性变成实在的竞争力，还有很多工作摆在我们面前。现在，各国政府都在积极地为产业升级设计制度框架。作为技术上的后来者，中国更需要全方位的努力。

    在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到底有多重要？近年来，中央政府在简政放权方面下了大决心、大力气，不少曾经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还给了市场。

    但是，“看不见的手”也绝不是万能的：今天亟待解决的核心技术短板，在过去二十多年间并未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而自动“倒逼”，反而有日趋严重之势。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钻研技术的企业往往无法掌控市场化进程的方向，它们往往被两种力量“夹在中间”：一边是技术与财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占领高端，另一边则是大批企业在低端市场价格鏖战。

    这些“夹在中间”的自主创新企业更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帮助他们同“看不见的手”“掰腕子”，帮助它们清理掉外部干扰。与此同时，在提供公共产品（如面向低收入群体的技能教育和继续教育）、塑造未来产业等传统的市场失灵领域，也亟须“看得见的手”有所作为。

    面对新的挑战，政府需要将技术政策的关注重点从过去对攻关项目的直接选择和干预，转移到系统构建和发展上来：以CPS为中心、从系统层次把握智能制造技术的演进方向，以此来定义和识别支持技术进步的战略和政策重点。

    以政府对CPS的顶层设计为宏观引导、以本土企业的自主产品开发为微观基础，以国家战略指引下的正向开发替代攻关项目下的反求工程，唯有如此，才能清除“跟随模式”对自主创新和本土技术路线的压制。

    特别是在CPS框架下，信息技术的渗透为装备制造业颠覆性技术路线的出现和自主开发创造了可能。此时更要摒弃对国外技术的盲从迷信，更多地关注“另类”技术路线在底层关键技术领域的自主程度及其未来升级换代的可能性，而避免以现有的“世界先进水平”、“为什么外国人不去做”之类的理由扼杀刚刚萌芽的本土技术。

    要为本土CPS创造有利的市场环境，抢夺工业互联网安装基础。在中国装备工业的发展过程中，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进口替代不彻底、不充分。

    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机械工业受进口产品的冲击不断加大，国内用户对“洋货”的偏爱与迷信与日俱增，真正宝贵的本土技术与自主创新反而得不到市场信任：以机床行业为例，即使在行业高峰的2009年，国产设备产值也仅占当年市场总量的70%。

    无论我们如何强调今天的全球化市场，这都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工业强国在上升时期从未出现过的现象，其可持续性也值得怀疑。而当装备制造进入CPS时代，万物互联使生产制造系统开始具备网络特征，行业导入期的安装基础更成为影响未来系统竞争的关键因素：CPS的用户基础越大，其采集和整理的生产系统数据越多、数据分类与挖掘越充分，后期的系统升级和生产性服务质量越高，对新用户的吸引力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