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工业革命：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新世纪以来，随着物理、数字和生物科技的发展与融合，“第四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相关探讨主要从技术革命和社会转型两个层次展开。在技术革命层次上，分别以“工业4.0”和“物联网”为着眼点，又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模式。基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赛博－物理系统”的采用将导致就业中新的“分化”，以及全球范围内的新一轮产业转移；“物联网”和新兴高科技企业的出现，将在推动经济增长、改变生活方式的同时，带来新的知识－信息“平台”垄断的风险；“生产性消费”逐渐成为现实，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一新经济模式更直接服务于资本循环和积累。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所提供的机遇和挑战，贯彻落实中央重要决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意义将在中国制造业强国战略的实现中得到证明。

    霍布斯鲍姆曾经指出，正是在18世纪尾声“双元革命”（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背景下，持续不断的变革和发展才成为一种人类历史的常态。而在过去的四五十年中，这种变革的速度越来越快，以致人们总是在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来描绘一个不同以往的新的世界。一年多来，全世界的目光都被吸引到了一个新的话题之上。这个新的话题就是“第四次工业革命”。2016年1月，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主题为“掌控第四次工业革命”。6月，中国天津，2016夏季达沃斯论坛探讨“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11月，美国芝加哥，《经济学人》论坛聚焦“未来工作：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就业”。对于这样一个正在展开的全球性话题，已经有学者从生产过程、技术变革、价值创造、社会影响等不同角度展开了分析和探讨。在此过程中，马克思的名字，与李嘉图、凯恩斯、熊彼特等一道，经常被人提起。然而，却鲜有人真正回到马克思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中去，探索“掌控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可能性路径。本文尝试从回答何为“第四次工业革命”这一基本问题出发，探讨与之相关的，并且涉及当代资本主义理解的三个关键性问题：其一是“工业4．0”（Interdustry4．0）已经引发并将进一步加剧的产业转移和就业变化问题。其二是“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简称IoT）创新中涌现的新兴高科技企业对全球经济的影响问题。其三是由“价值创造”或“价值链”（Value Chain）的新形式，即“生产性消费”（Prosumption）的实现中所包含的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及其本质理解问题。在回答上述三个问题的同时，本文除了秉承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概括“第四次工业革命” 在不同领域层次的特征外，还将有针对性地回应当代西方主流话语以及左翼激进思潮对于相关问题的探讨，以期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应对“ 第四次工业革命” 的挑战，把握这一历史转型的契机，提供初步的理论参考。

    一、 第四次工业革命： 一个多义词

    凡谈及“第四次工业革命”，一定隐含着一个前提。这就是站在新的变革基础上对前三次工业革命的回顾。一般说来，如《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作者克劳斯·施瓦布所提到的那样：“第一次工业革命大约从1760年延续至1840年。由铁路建设和蒸汽机的发明触发的这次革命，引领人类进入机械生产的时代。第二次工业革命始于19世纪末，延续至20世纪初，随着电力和生产线的出现，规模化生产应运而生。第三次工业革命始于20世纪60年代。这一次革命通常被称为计算机革命、数字革命”［1］。相较而言，新世纪以来兴起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显著特点是，“同过去相比，互联网变得无所不在，移动性大幅提高；传感器体积变得更小、性能更强大、成本也更低；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也开始崭露锋芒”［2］。在这个意义上，“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显著特征可以说是“IoT”或者“万物网”（Internet of Everythings）。

    相应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最为核心或基础性的变革，是由所谓的“工业4．0”提供的。在施瓦布看来，“工业4．0”“描绘了全球价值链将发生怎样的变革。第四次工业革命通过推动‘智能工厂’的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虚拟和实体生产体系的灵活协作。这有助于实现产品生产的彻底定制化，并催生新的运营模式”［3］。此外，在这位“达沃斯论坛”执行主席的眼中，“第四次工业革命绝不仅限于智能互联的机器和系统，其内涵更为广泛”。这一变革“背后的技术驱动力”，可以被归结为“物理类、数字类和生物类”三类。其中物理类包括无人驾驶交通工具、3D打印、高级机器人和新材料，数字类和生物类分别指的是物联网和生物基因工程［4］。

    套用马克思的分析，在“生产资料”（means of production）变革的层面上，“第四次工业革命”直接表现为“工业4．0”，即首先以德国智能工厂为代表的“赛博物理系统”（Cyber－Physical System，简称CPS）的发展。所谓“CPS”，就是在既有的“丰田精益生产方式”基础上，利用计算机科学、信息技术和传播技术的最新发展，所形成的具有高度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的工业生产系统。在这个意义上，“工业4．0”可以被理解为“数字化连接的制造业体系”［5］。利用“文本挖掘”工具，相关研究发现：构成“CPS”变革的因素有“IoT”、传感器体系、实时交互系统、自配置、智能网络、分布式系统、云计算等［6］。这样一个系统的建成，不仅可以有效地改善生产过程中的精益程度，降低生产成本和消耗，更加重要的是，因其与“IoT”的结合，利用大数据分析，还可以根据市场的变化实时调整生产流程，从而实现“产品生产的彻底定制化”，即托夫勒最先提出的“生产性消费”构想。概言之，“CPS”之所以具有这样广阔的应用前景，是同其所依赖的两项技术革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一是已经在工业生产中得到广泛运用的“嵌入式系统”的进一步发展；其二就是利用全球或区域数据系统将物理对象广泛联系起来的“IoT”体系［7］。在这个意义上，“生产资料”的变革同“技术生产方式”的发展本身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可以说，如果没有“IoT”作为基础，“工业4．0”不仅难以实现，并将丧失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由此可见，在现有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讨论中，存在狭义和广义两个层次。狭义理解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指的就是以“物联网”为基础的“工业4.0”，或者说就是以“CPS”为基础的“智能工厂”的发展。所谓广义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则是包括物理、数字、生物三类“技术驱动力”在内的总体的社会变革。《第四次工业革命》一书中所提到的“颠覆性影响”和“深度变革”就是对这一总体趋势的展望式描述。同时，即便是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狭义层面的理解中，又存在着“IoT”和“CPS”两个不同的层次。尽管二者本身存在直接而密切的关联，但是在具体的经济发展模式上仍然呈现出较为显著的差异。前者或者说“工业4．0”主要以西欧，特别是德国的工业生产变革为基础。后者则主要以北美，特别是硅谷的高科技互联网企业依赖的技术创新，引发的市场变革为核心。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存在的这样两种不同模式，一方面可以借用马克思关于“生产资料”和“技术生产方式”的区分来理解，另一方面也可以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异来解释。在后文的讨论中，我们将发现：这一区分对于全面理解“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本质，及其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机遇和挑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 全球化时代卷土重来的“机器问题”

    从18世纪末开始，任何一次生产领域中变革的发生，都会引发有关“人与机器”话题的讨论。从李嘉图开始，包括马克思在内，马歇尔、凯恩斯、熊彼特都被看作是“人与机器”关系问题的理论注脚。“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展开，本身就依赖于自动化生产，数字化制造体系，甚至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因此“人与机器”的问题又一次如约而至。只不过，这一次讨论中弥漫的紧张情绪可能要比之前的任何一次都更为凝重，这是因为，具有“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简称AI）的“机器人”来了。根据《经济学人》杂志2016年6月2５日的专题报道：根据一项被广泛引用的，由牛津大学弗雷和奥斯伯恩于2013年发布的调查，美国47％的就业岗位存在被技术创新（自动化）所取代的风险。近日，美国美林银行预测，到202５年，人工智能“每年产生的创造性破坏的影响”可能会达到14至33万亿美元，其中包括因人工智能实现了知识工作自动化，而减少的9万亿美元雇佣成本，制造业和医疗护理开销减少的8万亿美元成本，以及部署无人驾驶汽车和无人机后实际产生的2万亿美元收入。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在一项报告中指出，人工智能正在推动一场社会变革，这场变革是工业革命“发生速度的10倍，规模的300倍，影响的3000倍”［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