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概论》中认为,“创新”是将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结合”引入生产体系。笔者认为,行业创新网络建设、体系重构与监管以及软硬科学人才市场化培养是这个时代中国国家创新的新三座大山。
首先,中国每年数百万高校毕业生和几千万的工程师人才优势在当前的产业结构下并没有充分发挥优势。除了风险掌控之外,传统行业创新对资金、资源和管理的要求都非常高。人才与经济发展结构不对称,极大阻碍着创新发展。
其次,创新成本和门槛降低激发了大众的创新热情和激情是事实,但与此同时,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在调整经济结构与企业转型升级的迫切需求为背景下,各级政府都持续地出台了不同的政策措施来驱动创新。但是,政府并没有能力确定哪一个产业、哪一种技术路线细节能够取得成功,因此,政策精准度不强,效率自然也差强人意。如何在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趋势常态中找到符合这个时代的国家创新体系的阶段性主体与制度的重构非常关键。
经济与创新文教应该是国家创新体制所关心的两大核心。互联网自下而上的大众创新平台激发了大众的创新热情和潜能,这是提供产业转型和重塑最好的机遇,但是,这些创造发明的产业化状态发展很多却不理想,造成了原始性创新在经济上取得成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如何利用各种信息化及其应用的标准,形成科技创新智能化全生命周期的网络化建设是我们的挑战,也是机遇。
创新变革的目标是确保标准方法和过程得以使用,因而变更要快速地、以对创新的质量与影响要做到透明可见,敏捷高效,合规合理。以下是我对国家创新体制提出三点思考。
需要建立一个科教融合的国家创新专职能部门
国家创新体系的组成来自与政府的相关部门,大专院校为主体的教育培训机构,各级各类研究机构,以及企业与中介服务单位等构成。国家创新体系自上世纪80年代由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弗提出后,在1997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国家创新系统》报告中,对国家创新体系进行了较为完善的叙述,现在我们所说的国家创新体系,主要就是基于OECD的论证。
知识与人力资本作为两个主要的要素在国家创新系统理论中凸显,而在系统活动中,政府成为协调、组织的主体,起着重要的作用。从逻辑流程来看,知识在经济中的创造,保存,生产,扩散,转移,以及在行业领域的应用到整个知识的生命周期管理过程需要政府有专职的平台,统一管理为宜。
目前国家创新体系管理的很多工作相对分散在不同的国家职能部门中,包括科技部,工信部,教育部等。建议设立专职的国家创新职能部门作为独立的决策机构,针对参与国家创新发展和扩散的产、学、研机构提供统一的管理与指导,聚焦行政资源,透明化管理,在指导工作中,保持企业市场的公平竞争与发展的生态环境。
国家专职机构除了为公共部门和私营企业研发创新项目提供资助和政策支持之外,应该完善监督制度,积极推动企业和科研团体以及企业和终端消费市场之间的合作,把国家创新从政府提出、由企业来申请执行的“自上而下”与由企业结合市场与经验而提出“自下而上”有机结合,聚焦一些特定的领域,共同推动产业群的发展。
创新与教育融合成为了创新文化的加速器
当下普世化以技能应试的教育模式需要社会各界的思考,这不仅仅是教育界的问题,也不是产业界的问题,而是有关于所有人的问题。今天中国的教育,其一,是在追求每一个孩子成龙成凤;其次,每个孩子的成功模式似乎都是雷同的。这样教育环境下成长的年轻一代的创新能力着实让人担忧。“创新”的本意不仅指技术创新,同时也是包含了创造力、问题解决能力以及宏观分析能力。
我们应当把创新与教育全方位融合,以国家专职部门的政策引导和指导下,建立中国的创新文化的加速器,在制定基础教育体系的目标时候,要以强化理解在未来人们对这个世界上生活的需要发生了本质上的改变。加强教师团队的创新思维和能力以及职业素养的培养,更有针对性地引导和启发每个学生去发现自己的个人优势,从而在未来社会中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