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了互联网经济在中国令人惊讶的迅猛发展之后,中国政府对新技术潮流的了解与把握日益敏锐与深入。在人工智能成为业界投资热点与舆论关注焦点之后不久,国务院便印发了视野开阔、思路清晰、具有雄心与前瞻性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的人工智能理论、技术与应用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智能经济、智能社会取得明显成效,为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和经济强国奠定重要基础。
这一规划不仅仅是产业发展规划,而且是涵盖社会建设、社会治理、社会政策、法律伦理等方面的综合性规划。规划将人工智能视为未来国际竞争的新焦点、经济发展的新引擎、社会建设的新机遇,意图“通过壮大智能产业、培育智能经济,为我国未来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经济繁荣创造一个新的增长周期”,同时也意识到人工智能发展将带来改变就业结构、冲击法律与社会伦理、侵犯个人隐私、挑战国际关系准则、影响政府管理等问题。规划希望“牢牢把握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强调“主动谋划、把握方向、抢占先机”,充满时不我待、敢为人先的少年精神。
中国互联网经济此前近二十年的高速发展,造就了市场化程度颇高、社会资本主导的格局,这也是人工智能领域发展所依托的基本社会经济结构。与此相应,人工智能规划的主要基调是,延续此前互联网经济高度市场化、多元资本主导的发展模式,强调“市场主导”,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规划引导、政策支持、安全防范、市场监管、环境营造、伦理法规制定等方面。国有经济参与人工智能发展的主要方式是通过政府投资基金支持符合条件的项目,规划全篇多处提及政府投资基金或政府-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规划显示了政府试图在人工智能新产业浪潮中发挥引导力的宏图,这种引导力的重要基础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与能力。规划多次强调“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与原则,包括推进项目、基地、人才统筹布局,已部署的重大项目与新任务有机衔接,以及创新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科技项目组织实施模式。这是以互联网新经济为基础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包含了新的经济阶段的新经验,呈现了政府同时调动行政系统力量与多元社会资本的能力与自信。在这一经济社会进程中,“社会共治”等治理模式预计将得到进一步发展,以适应互联网时代与人工智能时代逐渐成型的新经济结构。
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具有资金与技术高度密集的特点,如果不加引导,可能进一步扩大社会差距与不平衡。扩大中小企业进入人工智能领域的途径,降低其成本,促进人工智能在社会公众的普及程度,是缩小社会差距、增进社会平衡的重要途径。规划对扩大人工智能的社会普及程度的制度创新有深入把握,尤其重视开源开放。规划将“开源开放”列为四大原则之一,呼吁倡导开源共享理念,促进产学研用各创新主体共创共享,其中包括促进军民科技成果双向转化应用、军民创新资源共建共享;建设布局人工智能创新平台首重人工智能开源软硬件基础平台;鼓励人工智能企业、科研机构搭建开源平台,支持龙头骨干企业构建开源硬件工厂、开源软件平台;开源共享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和共性技术,等等。规划强调支持开展形式多样的人工智能科普活动,在中小学阶段设置人工智能相关课程,逐步推广编程教育,全面提高全社会对人工智能的整体认知和应用水平。
避免人工智能发展扩大社会分化的另一重要问题,是如何应对可能出现的失业率增加趋势。规划强调把握人工智能技术属性和社会属性高度融合的特征,一方面乐观期待,越来越多的简单性、重复性、危险性任务由人工智能完成,形成更多高质量和高舒适度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要求大力加强人工智能劳动力培训,以及加强职工再就业培训和指导,确保从事简单重复性工作的劳动力和因人工智能失业的人员顺利转岗。
这一综合性规划呈现了决策者对于人工智能发展潮流全面深入的把握。这种综合性和前瞻性的视野,将推动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同步促进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与中国社会健康均衡发展,避免出现人工智能发展仅仅有利于少数精英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