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影《超能查派》聊：什么是工业4.0？

公平分配风险

　　工业迭代提出制造业智能化转型的目标，通过建设信息物理系统（Cyber-Physical System)来实现，其主要手段是把信息通讯技术和制造业体系充分融合。这一转变，不仅关乎效率，而且促进公平。

　　过去数十年间，全球化，即资本的全球流动，生成了一大批实力雄厚的跨国企业；它们富可敌国——是真正意义上的富可敌国，仅举一例，埃克森美孚公司2013年收入5023亿美元，如果它是一个国家，GDP排名将列在全球两百多个国家的第24位，比瑞典、挪威、伊朗略少，比波兰、阿根廷、比利时还多。

　　企业的竞争力，迄今为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口袋深度”。韩国的企业收入分布非常集中，三星、现代汽车、SK、LG四大集团不仅份额大（仅前两家就占韩国GDP的三分之一），而且增幅快，这意味者差距仍在不断扩大。垄断是如何形成的呢，无非是古老的“马太效应”，优势企业只要发现任何市场机会，就投巨资在局部不惜亏损地竞争，挤走或购买无力支撑的中小企业。一句话，钱阻止了自然竞争。

　　而在信息物理系统的支持下，竞争失败的风险有希望实现相对公平地分配，不仅分配给中小企业，也分配给未能及时转变生产组织方式的巨型企业。工信部电子信息司安筱鹏副司长提出过一个有启发性的概念——“信息密集型企业”。或许信息密集型企业是与资本密集型企业争夺竞争主导权的有力对手。

　　地球环境的风险也在减少，工业迭代将在发展中逐步体现出生态价值。没有信息物理系统，没有制造业供应链的开放，管理碳足迹就没有市场机制，交易碳排放权也将（像现在一样）流于形式。一旦工业迭代进展到制造业普遍服务化的水平，碳排放指标就能顺利加入到调节机制中，并通过企业向个人购买碳排放权的形式，把个人控制碳足迹的热情点燃。我国产业政策中“置换严重过剩产能”的目标，同样与控制环境风险高度相关。

改善新工人地位

　　中国每5个人中，就有一位农民工。总量已近3亿的农民工，是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农民工被恰当地称为“新工人”，为中国社会带来了生产力、活力。另一方面，如果新工人融入城市的问题、新工人二代的教育问题和就业问题应对不当，巨大的社会风险就在其中。工业迭代为改善新工人地位，带来了好消息。

　　工信部推动“工业云”建设；工业云很可能进入制订中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工业云可谓工业迭代的一个阶段性发展方向；它的实效化，将成为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工业云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提供给工业企业的云服务，一是工业本身作为云服务，实现工业的服务化。

　　工业云的发展和新工人有何关系？沿着工业云的发展路径，产业格局重构之后，制造业的地域分布将发生变化。借用“世界是平的”这一说法，工业云将让制造业的世界变得更平——中小城市和城镇成为关键场所，城市、城镇出现去中心化的图景，新工人的就业随之去中心化。如此，新工人生活场景中的主要矛盾，超大城市不得不进行自我规模限制和新工人及其后代要求平等成为市民的矛盾，就在大量中小城市和城镇的工业能力提升中顺利化解。

　　不利的因素，可能来自工业迭代促进智能制造，使生产线上的工作机会变少。新工人的失业问题不可回避，但教育的发展有望缓解这一问题。新工人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工业迭代的人力需求合拍。虽然生产线工作机会必然减少，制造业中司职沟通、服务的岗位却会增加，这些岗位对有学历的新工人敞开。

　　讨论工业迭代对中国社会的多重机遇，并希望抓住机遇实现最优发展路径时，特别需要注意多种因素的协同效应。据说作曲家勃拉姆斯曾经受到四位业余演奏者的拜访，他们强烈要求在作曲家面前演奏一首他写的弦乐四重奏。勃拉姆斯耐着性子听完，对四位粉丝说，“真的，你们分别演奏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