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乐仁:如果你要问,如何为你建造一个“工业4.0”工厂?我认为这个问题本身就不对。“工业4.0”涵盖了一系列产生附加值的步骤,包括产品管理、工程、制造、供应链、物流链等,需要通过改变整个流程,提高运行效率。因为“工业4.0”本身就意味着要提速,降低运营成本(performancecost)。
例如,如果要改变整体设计中的一个环节或改变产品中的一个部件,这无疑是一项浩大工程,需要将整体都重新设计,但如果能够通过自动化、数字化的方式来进行,那么当一个部件出现变动,价值链的其他改动都是自动完成,这就是“工业4.0”,需要一套标准化(standardized)的体系来实现,这就需要一个数据平台来支撑,西门子就拥有这样一个信息化数据管理平台——产品生命周期管理系统(PLM),这也是全球同类产品中得到最广泛采用的系统之一。
PLM系统用于捕捉并管理产品信息,在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中确保在正确的上下文中向用户提供信息。通过PLM系统,公司能够快速找到正确的数据提高生产力,减少周期时间,减少开发错误与成本,改进价值链协同,满足业务与法规要求,优化运作资源促进全球团队之间的协同,提供更好的业务决策所需的可见性。
虽然并非西门子所有业务都实现了工业4.0,但我们正在不断接近。成都工厂是西门子在德国以外的首家数字化工厂,工程几乎实现了全自动化,也可谓是复制了西门子的安贝格工厂,这也是“工业4.0”工厂的典型参照物。西门子成都工厂实现了从产品设计到制造、物流配送全过程的高度数字化。
日报:实现“工业4.0”需要一套标准化的体系和可以衔接的端口,但中国的制造业恰恰在系统体系和可衔接方面基础薄弱。
博乐仁:对于中国本身而言,各大中小型企业之间以及其与国外企业的起点都不同,不能简单比较。在迈向“工业4.0”的道路上,需要厘清的是——你的目标是什么?现在处于什么阶段?什么时候打算进入数字化阶段?各个企业需要根据自己的目标来选择推进方式。
日报:实现真正的数字化,更多的将是机器之间的交流。就你来看,中国企业能够赶上这种“工业4.0”的浪潮吗?
博乐仁:传送协议(CommunicationsProtocol)是指计算机通信的共同语言,这也是标准化的体现。机器能够通过界面、传送协议进行交流。中国企业的确有能力做到,只是仍需要经过一系列培训,不论是蓝领、白领还是工程师。例如,西门子安贝格和成都工厂员工的工作模式与其他工厂员工不同,其更多的是与计算机打交道,人工环节更少。
日报:西门子的减排目标十分明确,即到2030年计划实现长期二氧化碳中立。西门子具体要如何实现目标?
博乐仁:我其实也是西门子的“首席可持续官”(ChiefSustainabilityOfficer)。我们用创新技术、自动化来尽可能减少排放。西门子计划在今后三年,投资1亿欧元,用以改善其办公楼和生产设施的能源平衡。为此,作为西门子能效计划(EEP)的一部分,西门子将采用其自身业务组合中的多种不同技术来达成这一目标。包括能源管理与监控系统、楼宇自控和生产过程自动化解决方案、节能驱动系统等。通过提高自身能效来降低二氧化碳排放,不仅降低自身能耗,也能为企业削减成本。
如果西门子能够实现这一目标,其他企业也应该可以效仿。这样一来,巴黎气候大会的减排目标就一定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