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逃离珠三角？真相：高端智能化 中低端小型化

    面对不断上涨的成本，珠三角制造业正在经历明显分化：高端制造业通过自动化和信息化的有机结合追求智能化生产，以降低人工投入，提升生产效率；中低端制造业则通过外迁方式，以降低生产成本，留下的工厂规模趋于小型化，作为接单窗口，满足客户研发打样需求。

    高端制造业：

    自动化+信息化 提升生产效率

    一条产线由机器手臂自动识别、检测、组装产品，一条产线靠人工识别、检测、组装产品，最终出来的成品都是对讲机，但质量、成本投入和生产效率却存在很大差异。

    在位于深圳龙岗区的海能达全球制造基地，可以看到传统产线、自动化产线和正在朝工业4.0迈进的智能化产线并存的场景，使其成为观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好样板。

    从视觉上看，智能化产线要比传统产线长很多。厂长车固勇解释说：“因为人有复杂的思考能力，一个人可以做好多动作。而机器恰恰相反，只能反复做同一个动作。”

    这条智能化产线一期投资1200万元，集成了29组射频识别（RFID）设备、11台六轴机器人、34套测试仪器等硬件设备。车固勇说：“这只是可以看得见的硬件部分，而实际上对于一条智能产线而言，最关键的是看不见的软件部分，即信息化投入。形象地说，自动化让机器有手，而信息化让机器有大脑，有思维和判断能力。”这条智能化产线，集成了海能达自主开发的18套系统和程序，涉及6项专利。

    车固勇说：“有了信息化后，机器可以自主判断和交流。比如在自动供料机内它怎么知道这一盘物料已经被取完需要换下一盘？那是因为当这一盘里的最后一台被拿走后，会产生一个信息给到供料机‘你应该把下一盘拿出来了’。”

    在车固勇看来，信息化也是实现混线生产的关键。随着订单多样化，一条产线若只能生产一种产品，将导致产能浪费。传统产线需要靠人来识别产品类别，做出生产调整。而智能化产线，放置产品的夹具上带有射频识别条码，一扫描就可以知道夹具上是什么产品，应该在哪个环节停下来，机器和产品之间实现了交流。

    同样生产对讲机，与传统产线相比，智能化产线每班员工可从25人降至12人，减少52%，每小时产量从65台提高到90台，增长38%。

    海能达高级副总裁曾华说：“在成本上涨的过程中，我们也考虑过搬走，但技术和人才积累可能就会浪费掉。我们观察到，德国企业很少靠搬厂解决成本上升问题，而是通过技术创新去应对挑战，向工业4.0升级。我们觉得德国模式更适合我们，所以选择朝工业4.0方向发力。”

    提供工业4.0咨询服务的西门子以顾问的身份，对海能达制造环节进行了诊断。“根据诊断，我们改进的大部分都是信息化的工作。自动化的工作是好做的，上设备就能解决，但自动化只是工业3.0，自动化结合信息化才是工业4.0。而信息化需要结合自身生产特性，进行个性化开发，不是单靠买软件就能解决的。”曾华说。

    目前，在海能达全球制造基地里，自动化产线仍是主流，已投入使用的智能化产线仅完成了工业4.0所需的1/4的改造进程，但是效果已经颇为明显。曾华说：“我们每年投入1.5亿元改造制造环节，每年产出增长40%至50%，费用率（投资/产出）最多增长30%，说明收益大于投入，投资是值得的。”

    目前，在智能化产线上，仍然有部分环节的工作是由人工完成的。对此，车固勇说：“在智能化过程中，我们不是一次性完成投资，而是分批次投资。因为，现阶段，在有些环节上投资1块钱，可能省4块钱，但在有些环节上投资1块钱，只能省5毛钱。搞智能制造不能一头热，要事先想好，系统地规划，分步去实施，才能确保财务上有收益。”

    中低端制造业：

    小型化+外迁 降低生产成本

    与高端制造业加大投资，提高生产效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为降低生产成本，保住利润率，珠三角中低端制造业规模收缩、产能外迁的态势愈发明显。

    深圳华强聚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强PCB”）是一家以生产小批量印制电路板（PCB）为主业的工厂，主要是为企业研发阶段生产测试件。“最小的订单，比如做测试件，5片10片都做。”该公司负责人章新华说。

    当前，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胜，华强PCB的承诺就一个字：快。章新华说：“快很重要。因为一个研发工程师的日薪要1000元以上。如果一个测试件订单来了，要好几天才能交货，不仅增加客户的研发费用，也拉长了客户的研发周期。我们能做到24小时内交货，不让研发工程师等。”

    章新华告诉记者，他们位于深圳宝安区的工厂刚刚升级换代，为了提高生产效率，新上了很多自动化设备，并优化了生产流程布局，减少了三到四成人力投入。“我们这个行业经过这几年的淘汰，都在转向精细化管理。要是现在还用以前那种粗犷式的管理方式，说不定哪个环节没搞好就没钱赚了。”

    “我们这类电子厂，尤其是接大批量订单的，很多都在往内地其他地方转移，迁到重庆、黄石、赣州、广德、铜陵等地方。”章新华说，“像我们这种接小批量订单的现在还在这边，但未来也会转向内地。毕竟我们是制造业，在珠三角成本还是高。”

    根据章新华的测算，不算租金，只算水电和人工成本，转移到内地可以降低20%至30%的费用。现在工厂还留在深圳，是因为珠三角制造业配套比较完善。“在这边容易招到熟练的工人。物料和机器设备的供应商都在这里，机器坏了，立刻能找到人来处理。客户也在这里，外迁的话，运输时效也都是问题。”

    对于服装代工厂而言，形势就更为严峻了。炎热的7月，创鑫辉昊时装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100多名工人正在全力缝制羽绒服，以赶上即将到来的秋冬新品订货会。

    作为在代工行业工作了近20年的资深人士，该公司负责人王兵见证了珠三角服装代工业的兴衰，目睹了深圳的服装厂从千人大厂向十几人的家庭作坊式小厂的转变过程。

    他说：“这个行业一年不如一年。我经历过那个辉煌的时代，毛利率50%是分分钟的事，净利率在30%以上。十几年前，人工成本非常非常低，只要有单有工人就稳赚不赔。现在外单都转移到东南亚等地方了，我们已经接不到一个款式几万件的那种外单了，接的都是内单，款式多单量小。”

    王兵告诉记者，这几年代工费基本维持稳定，视工艺难易程度，一件衣服的代工费维持在15元至130元之间，但成本不断上涨，实际上工厂的利润在逐步下降。“三五年前，净利率都可以维持在15%以上。这三五年利润下滑得太厉害了。现在净利率也就4%至5%，这还是管理跟得上的情况下，管理得不好，就要亏钱。”“这个行业里工厂很多，基本上没有议价能力，客户给你多少就是多少，你能做就拿来做，做不了他就转走了。”

    订单从大批量的外单变为小批量的内单，对服装厂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王兵说：“单个款式的订单量下降，对生产的伤害很大。因为款式转换过程中，员工需要时间学习，效益提不高。”

    这几年，王兵也在寻找外迁的机会，最近这个机会似乎要成熟了。他近期刚去湖北看了一个厂，目前正在与对方详谈细节。

    按照王兵的测算，虽然客户在深圳，但即便算上物流成本，内地其他地方的生产成本还是要比深圳低。“房租水电能省不少，人工工资也能便宜点，生产成本能降低30%左右。省下来的都是净利润，净利率肯定能回到15%以上。”

    即便将来要把工厂迁到外地，王兵依然会保留深圳的工厂，将其作为“接单窗口”，方便为客户打样，“但规模肯定要比现在小”。而且，“那边的服装配套设施还不完善，我们要用的一些绣花、印花、洗水等工艺还需要在这边做。”

    外迁实际是恶性循环

    保持竞争力还要苦练内功

    日前，渣打银行发布的《珠三角制造商第8期年度调研报告》显示，工资上涨、用工荒是中国制造业面临的几个重大挑战。为解决这些问题，高端制造商正专注于追加投资以提高生产效率，而低端制造商则倾向于通过迁厂应对成本上涨。

    在渣打银行调查的200多家珠三角制造企业中，68%的受访企业计划增加2017年的资本支出。渣打银行大中华区研究部高级经济师刘健恒说：“尽管迁离产能日益成为珠三角制造商面对挑战的一项长期解决办法，但并非所有企业都将追逐廉价劳动力视作唯一解决办法。许多制造企业将当前面临的挑战视为追加投资以改善成本结构、提高生产率和竞争力的催化剂，多数高端制造企业应对之策仍然是更多投资于自动化和流水线工艺或资本设备。”

    在曾华看来，工厂外迁看似是主动行为，但实际上是被动选择，表明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外搬实际是恶性循环，因为每个地方的成本都会不断上涨。要保持竞争力，还是要苦练内功。未来珠三角制造业肯定是要往高端化、智能化方向发展。”

    “我们的愿景是把工厂打造成无线通信领域的首家智能工厂，现在距离这个目标还很远。”在曾华畅想中，未来的工厂应该是自动化和信息化率很高的工厂，但并不是无人工厂。“未来，工厂的运营将依靠系统，很多脑力劳动将被信息化取代，体力劳动用自动化解决。人只是工厂的设计者。”

    渣打银行华南区总经理兼深圳分行行长马健说：“高端制造业大多通过提高生产率来应对挑战，自动化既能缓解高工资的压力，同时也反映出商品生产复杂程度的日益增加。高端制造商通过生产更加精密和复杂的商品提升在制造业价值链中的位置，同时以合理成本维持高额产出。随着时间推进，这种努力将转化为可持续的利润。”

    受采购期集中影响，海能达主营业务具有很强的季节波动性，淡季时，其全球制造基地的过半产能可用于为其他科技企业代工。曾华说：“海能达做代工收费不低，但订单量依然很多。去年，我们还向一个老客户提出提价15%的要求，对方一口就答应了。因为我们在代工制造环节，给客户提供了很多建议，帮助他们改良产品，大幅降低了他们的售后服务成本，他们的利润反而增加了。”

    刘健恒说：“这表明，如果企业在微观层面做出正确的行为调整，劳动力短缺及其他挑战将给总体经济发展带来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