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与国际产能合作

    5月14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首次举行的高级别的峰会，上千人将参与此盛会。“一带一路”的要义在于互联互通，尤其是商务的联通，而当下世界面临的巨大的挑战在于民粹主义兴起，全球化可能处于停滞之中。“一带一路”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中国提出的全球化的概念，也是中国贡献于世界的新的发展理念，也就是共享、联动的发展理念。产能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关键所在，从根本来说，“一带一路”就是要在欧亚大陆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形成一个自由、联动的市场网络，当然，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工业化启动都需要经济要素的投入，比如说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等，而国际产能合作其实就是“打包式”的合作。从长远来说，国际产能合作是新一轮全球化的动力，也是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分享欧亚大陆东西两端工业化成果的新模式。于中国而言，国际产能合作是国内产业升级的动力，也是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契机。

    为什么要进行产能合作？

    对于产能合作，有一种不太友好的说法，认为产能合作是中国输出落后或者过剩产能。看上去似乎也有道理，但是却站不住脚。输出过剩产能可能是一种想象，产能合作的关键在于市场，现在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将自己的产品或者产能强加给另外一个国家。产能合作是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下展开的，不要说输出，就说合作都需要进行各种各样的风险评估。

    国际产能合作是建立在双方或者多方愿意和需要的基础之上的，国际产能合作可通过产品输出的方式进行产能的位移可以看到，国际产能合作是商品和资本“复合”走出去，形式比较多样化，传统意义上的产能合作主要是产业的转移，也就是资本的输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将带动沿线国家产业升级。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说，“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产能合作意味着新一轮的产业转移，是欧亚大陆，乃至全球产业布局的重新洗牌。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所积聚的产能的优势和巨大的存量使中国成为全球工业化的高地，也对周边国家，或者大周边地区形成了产业的“势能”。

    国际产能合作从国际关系发展的角度来说，自近代以来，欧美主导的全球化模式可能到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从去年以来，英国脱欧以及特朗普当选提出的“美国优先”，其实是一种“退出”战略，或者说带有孤立主义色彩的战略收缩，随之带来的影响就是自上个世纪70年代开启的全球化进程可能到了历史性的拐点。在上一轮全球化过程中，中国等国家实现了快速发展，基本完成了工业化，成为新兴经济体的佼佼者。因此，现在西方也有说法认为，在过去30年中，中国搭乘了全球化的便车，实现了超常规发展，现在西方不愿意再提供这样的便车了。“一带一路”倡议其实是以行动来反驳了这样的观点，中国愿意为世界经济，尤其是大周边地区的工业化提供便车。在逆全球化越来越盛行的世界中，中国坚持全球化的大方向，并且有意愿、有能力去引导新的全球化。可以说，国际产能合作是中国介入和引领全球化的杠杆和抓手，也是中国提供的公共产品。

    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必然带来新的经济地理结构，从二战结束以来，尤其是上个世纪70年代，东亚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中心地带。“东亚模式”不仅是一种产业经济发展的新模式，也是产业转移与合作的方式，几十年之间东亚地区的国家实现了“梯次”工业化，而最为突出的就是中国的发展，以中国为中介，包括中国内部的区域经济的发展，使产业的“梯次”转移从亚太地区向欧亚大陆心脏地带转移。“一带一路”倡议从地缘经济的角度来说是产业的“西进”，与欧洲携手共同填补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黑洞”。从世界历史来看，工业化和城市化主要是海权的产物，而欧亚大陆在海权兴起之后，一直处于边缘化状态。“一带一路”倡议其实是欧亚大陆重回中心舞台的契机和机遇。在历史上，欧亚大陆，尤其是大草原是东西交流的通道，“丝绸之路”也是这种经济交往或者说经济中心地位的反映。当然，地理并不能决定一切，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资源或者财富在空间的分布。比如高铁网络的兴起可能打破海权系统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方面的绝对优势，在欧亚大陆心脏地带重新建立经济中心也不是不可能的。历史是在回归或者轮回，欧亚大陆重新回到世界历史中心舞台的机会可能已经来临。

    对中国而言，国际产能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所在，也是中国构筑自己新的开放高地的必由之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是在“美元体系”内部的崛起或者提升，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要早于撒切尔、里根的经济改革，巧合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与西方金融体制的“大爆炸”改革相联系，利用外来的资金和市场，中国加入到了全球产业链之中，并且不断地提升在产业链中的位次。美元体系内的抬升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发展还是有很强的依赖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对开放应该是进入了下半程，实现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进一步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上的位次。中国进入新发展的阶段，就需要与之相匹配的新开放水平。当前，利用我国优势产能、突出重点领域，推动国际产能合作，条件具备，机会难得。国际产能合作是中国经济脱胎换骨、提质增效的重要支点，也是中国发展“外溢”的出口。

    世界正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正在复归于多元权力中心，今年的慕尼黑安全峰会发表的报告就是以“后西方、后真相、后秩序”为主题，这是世界秩序结构性的变化，可能最大的变化来自于一个“后西方”时代的到来，不仅意味着权力中心的转移，也是思想价值系统的转换。“后西方”世界并不意味着世界回到自我封闭的“小圈子”，而是一种新型的全球化，基于各个权力中心自身的历史传统、文明特色以及发展诉求之上的合作。在古代世界，欧亚大陆的贸易网络都是多程贸易，也就是通过大量的中间商形成了一个网络，而这种网络背后是人类合作的无形的力量。“一带一路”倡议也是在寻求一种更加接地气的发展思路和途径。

    如何实现产能合作？

    国际产能合作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内容，也是实现互联互通的关键所在。然而，国际产能合作是巨大的工程，可以说是百年大计。产能合作的核心在于共同发展，合作共赢，是欧亚大陆的共同工业化。现代经济的发展已经表明，工业化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从近代以来，人类进入从农业向工业时代转换的时刻。国际产能合作就是工业化的扩散，但是工业化的成本是巨大的，路径也是多样的。

    虽然工业化现在受到了很多批判，比如GDP作为经济核心指标是不是合适？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目前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工业化模式的问题，而是如何启动工业化。就像罗斯托所言，工业化发展首先要起步，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靠什么起步呢？资本匮乏是最严重的情况，当然，金钱并不代表资本，有些国家有钱，但却把钱都存到美国或者欧洲的金融机构。资本，从根本来说是一种经济活动的组织，是可以实现盈利的金钱。因此，资本建基于市场经济的网络之中，需要比较稳定的预期。

    在最近几年，中国从资本匮乏国家成为资本富余国家，中国对于世界的贡献不仅是中国制造，也有中国资本以及中国市场。这是中国推动国际产能合作的关键和底气所在。但是国际产能合作并不仅仅是资本输出，而是共同工业化的过程，而工业化起步需要更加完备的基础设施。国际产能合作也是中国工业化的“外溢”，也是中国工业经验的传输和尝试。

    国际产能合作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解决资金的问题，一般的做法是政策性贷款或者减让式资金，但是这是小打小闹。欧亚大陆要实现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是天量的，没有哪个国家有如此的财力能够支撑如此规模的工业化过程。亚洲每年单是基础设施投资差不多就需要1万亿美元，在金融危机之后，各国都“缺钱”，尤其是各国财政都处于紧缩状态，债务围城。另外，作为全球信用发行机构的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正在调整，退出量化宽松正在推进，信用是稀缺的，美联储已经进入加息通道，全球的资本流向也会发生转变。自2014年下半年以来，发展中国家遇到了资产荒，不少国家面临着资本外流和汇率贬值的双重挑战，而实质在于，这些国家的资产遭到了国际市场的抛弃。因此，商业性贷款或者投资并不能支撑欧亚大陆的工业化。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与“一带一路”并行的是亚投行（AIIB），以及丝路基金。亚投行已经落地开始运转，不仅是服务于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是非西方国家倡议和创建的多边金融机构。当然，亚投行需要按照国际规范运营，尤其是它的成员国已经远远超过了亚洲的范畴，成为世界性的多边金融机构，因欧洲主要大国的加入，亚投行具有了欧亚大陆的属性。在推进产能合作的过程中，中国和欧洲国家是互补性的伙伴。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长期来看，投融资合作并不是单向的资金支持，需要各方共商共建，构建共同付出、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利益共同体，同时还需要借助市场力量。”

    中国和欧洲主要国家都在进行工业的升级换代，各国都出台了各自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战略，尤其是“中国制造2025”以及德国工业4.0，中德之间的合作更多的是产业链的合作。国际产能合作，从战略上来说，中国和欧洲，优势互补，欧洲的技术、研发与中国的制造能力相结合，共同推动欧亚大陆的工业化进程。就基础设施而言，中国的建设速度和能量举世瞩目，实现欧亚大陆的互联互通就需要发挥中国一流的建设能力，尤其是中国的高铁网络。毋庸讳言，中国的高铁网络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国际产能合作也是中国优势产能走出去的过程，30多年来，中国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尤其是重化工业处于尾声。产能过剩已经是经济发展必须面临和解决的难题，产能过剩，需要实现供需的重新平衡，减少产能是最直接的办法，但是代价也是巨大的。寻找新的市场，欧亚大陆内部的工业化进程无疑是中国可以拓展的市场空间。当然，过剩产能并不是落后产能，只有优势产能才能走得出去。中国工业化的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要致富先修路，中国模式的要义也在于此，只有建立比较完备的基础设施，才能进入资本，创建本国的工业体系。

    国际产能合作就是创建更加统一的国际市场，尤其是跨国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公路、铁路、港口、机场等，交通通信体系的建设才能在地理上实现互通。中国与周边国家签署的基建的项目本身就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当然组成部分。除了项目的合作之外，还有面上的合作，尤其是工业园区的合作，工业园区，其实一种一种打包式的合作，在中国比较成功的是中国与新加坡建立的苏州工业园。现在中国与马来西亚分别在钦州和关丹设立国家级工业园，被称为“两国双园”，依托比较好的区位优势，实现贸易与产业的互动，这也是国际产能合作的新趋势和新范例。高级别产业园本身就是建立地区经济增长极，也是一个国家工业化起飞的支撑点。由点而面，如此，以不均衡发展的手段，达到均衡发展的结果。

    国际产能合作的主体终归还是企业，尤其是中国的央企、国企承担着战略性任务，即便如此，国际产能合作最终还是商业行为。央企配合“一带一路”建设要走出去，需要善于抓住和对接当地需求，坚持创新合作模式，坚持市场导向和商业运作原则，更加注重质量信用品牌服务提升，更加注重装备标准技术管理同进，更加注重自身发展与造福当地并重。中国与印尼合作建设的雅万高铁是中国高铁走出去的第一例，当然，这与中国非常灵活宽松的信贷条件是分不开的，雅万高铁说明中国优势产能是可以走出去的，同时也说明国际产能合作并非坦途一片，而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风险。

    国际产能合作意味中国改革开放的内涵更加丰富，从引起来，到走出去，从外资去适应中国市场到中国努力学习了解世界市场，并尽力融入其中。中国企业走出去，尤其是企业并购的成功率比较低，中国对世界的了解刚刚起步。“一带一路”的核心是国际产能合作构建起来的欧亚大陆工业化体系，而前提则是中国对世界更加全面的了解，而这种知识的积累可能需要几代人用智慧和教训才能逐渐积累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