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中国工业的人 | 中国工业史

    ——纪念马洪同志逝世十周年祭——

    十九大确立中国工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转变，是中国工业发展的一个新目标。此刻忆起离世十年的马老对中国工业所做的巨大贡献，具有重大意义。

    马洪同志的一生，在工业发展的经济理论建设、推进决策科学研究和建立民间智库等方面有特别突出的贡献。

    十分天下九分东北

    共和国建立之初，马老集中力量在东北建立共和国的工业体系。东北1948年解放，马老在东北担任县委书记以及担任东北局副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时期，跑遍了鞍山、本溪、抚顺等老工业城市调查研究，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和第一手资料。

    当时东北工业经济占全国比重90%，马老基于对东北情况的分析又研究了苏联经济理论，把当时东北经济划分为五种经济成分，撰写了《东北的经济结构和方针》的报告，时任东北局宣传部长、财经委副主任的张闻天专门报给毛主席，主席几乎全部采用了马洪的观点，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以及10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都写入了这五种经济成分的论述。这是马洪对共和国恢复经济建设时期最早的经济理论贡献。

    马老说，那个时候通过调查，摸准了情况，就派干部去解决问题，当时是吕东同志主持东北工业部工作，袁宝华同志主持工业部计划处工作，非常重视培养使用年轻干部。林宗棠同志1949年清华毕业就分配到东北工业部，镕基同志1951年清华毕业就分配到东北工业部担任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马老说，这些年轻人都是很有闯劲的，派林宗棠到沈阳第一机床厂当第一副厂长，干得很好，很快成为东北的模范厂长。及时总结经验，广泛宣传，大批年轻干部到生产第一线，东北的工业生产很快恢复起来了，为建立新中国工业体系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工业七十条

    后来马洪同志调中央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现在国家发改委办公楼就是根据马老当年画的草图设计的。

    1961年，在起草《工业七十条》以及七十年代总结大庆经验编写《对大庆经验的政治经济学考察》、《大庆工业企业管理》两本书的过程中，都是长期深入生产第一线，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在起草《工业七十条》中，马洪组织起草组作了多方面的对比研究，中国历史上和外国的企业是什么样，所以1961年7月发布的《国营工业企业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成为工业发展的总章程。文革后，邓小平曾对薄一波回忆：毛主席直到临终时，还把一本有些破损的“工业七十条”摆在枕头边。由此可见，马洪对我国工业发展的贡献有多重要。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马老在创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时，提出要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研究方向。就是那个阶段，马老安排具有长期工厂工作经验的朱镕基到工经所搞宏观经济研究。马洪同志的基本出发点是，对于一个官员而言，没有深入的调查研究，就没有决策权和决策咨询权。

    智库大有可为

    马洪从担任中国社科院院长、国务院副秘书长，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一直到筹划创建综合开发研究院，他都主张独立思考、提出有创新型的见解，反对照抄照搬现成的模式和既定的理论。他说，你调查研究，提建议就要一切从实际出发，针对什么问题，提出个一、二、三来，可以写出报告。不要从现有的政策文件出发，你搞调查，因为政策文件是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形成的理论上的指导性的文件。所以调查研究不要先考虑领导怎么想，不要先考虑文件怎么写，你就先去到实践当中摸一摸，听听群众是怎么想的，听一听在一线工作干部他们的一些说法然后总结。你提出的这个调研报告，也不要怕否定，不要怕不被采用。只要你是从实践中来的，经过认真思考，提出建议可能今天不行，明天就行了。

    1993年马洪担任国研中心名誉主任时，考虑如何使国研中心能及时了解全国各地情况，提出创办《中国经济时报》，安排他的秘书乔仁毅去筹办。马老说，分布各地的记者，就是研究中心的信息员，他们可以发现很多重要研究课题的线索。

    马洪在筹划成立综合开发院时说到，改革开放出现很多新生事物，官办的研究机构都有很多的任务，民间智库接触实际多，可能更有利于发挥咨询作用。于是，给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写信，建议在深圳成立民间智库，在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同志的具体组织安排下，综合开发研究院于1989年成立，马洪亲自担任理事长。综合开发院一成立就坚持市场化运作，目前已成全球著名智库之一。

    研究推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

    马洪改革创新思想最重要的贡献，就是积极推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马老在组织开展中日、中韩经济交流活动中，在考察研究美国、欧洲经济体制中，不断思考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才有利于解放生产力。

    马洪改革创新思想最重要的贡献，就是积极推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马老在组织开展中日、中韩经济交流活动中，在考察研究美国、欧洲经济体制中，不断思考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才有利于解放生产力。早在1984年11月19日就在《经济日报》上发表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一文，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马洪给中央写信，建议把“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提法写进全会决议中，信中说，“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如果不承认这一点，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针和现行的一系列重要经济政策都难以从理论上说清楚”。

    党的十四大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很多人尚不十分清楚。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找到马洪，要求写一本书来回答这个问题。马老找孙尚清、刘国光、吴敬琏、佐牧等共同编写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书，1993年10月出版发行。江泽民同志亲自作序，号召广大干部把普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知识作为最紧迫的任务之一。

    在共和国工业体系建立和完善、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很多方面都有马洪创新思想和开创性开展工作的宝贵贡献。

    1956年6月，马洪被调到新组建的国家经济委员会政策研究室担任负责人，从事调查研究和文件起草工作。在国家经委的10年，是马洪从事国民经济理论研究和推动工业化进程最重要的时期。在这个阶段，他所研究的都是创新型的课题，他所开展的都是开创性的工作。如，参与起草1956年中共八大决议、中央1961年关于增产节约的文件、1962年政府工作报告、1962年关于商业、粮食、物价问题的文件、1963年关于经济座谈会的文件、1963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文件等等。与此同时，马洪重点研究了中国工业化建设的道路问题和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等宏观经济问题，发表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1956年12月）、《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生产和消费关系》（1958年2月）、《社会主义社会的国民收入》（1958年6月）、《中国工业化的道路》（1959年）、《尽快地实现我国农业的技术改造》（1963年12月）、《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再分配》（1963年12月），并发表了关于工业生产、工业企业技术革新等大量论文。

    到处都是火线战场

    除了勤于学习、善于思考，马老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重于探索，他主张一切经过实践，在实践中探索经验，增长才干。

    由于受高岗事件牵连，马洪被撤销国家计委秘书长职务下放到北京三建当副经理。建国初期国家计委规格很高，与政务院平行，那个时候政务院管内政外交，计委管经济口的各部委。马老这一职务变动相当于从国务院秘书长级别降到副处级。从编制共和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及组织制订中央财经工作政策上的岗位被撤职，在“闭门思过”期间还针对他调查的北京第一、第二两个棉纺厂的建设，提出合理布局可节省1/4到1/3的投资的建议报告，报到中央后引起重视，主要内容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

    马洪被下放到北京三建后又调到一建当副经理，他并没有因政治上的挫折而沉沦下去，反而感到自己有了在生产实践中增长才干的机会。在建筑工地摸爬滚打两年，学到了许多建筑知识，对建筑业的状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我国建筑业的发展产生了很多新的思考，针对当时建筑设计中的问题，发表了《反对华而不实》的文章。

    现在，我们在研究工作分析问题时，常常会说到体制、机制问题。记得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在2016年省政府参事会议上还讲到，现在大家都在讲体制机制问题，究竟是什么问题，各位参事就要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把问题说清楚。

    现在回想起来，马老很善于在体制机制存在问题的情况下，探索实现目标的方式。他的原则是，只要对国家有利、对党的事业有利，就要大胆地去干。

    万吨水压机横空出世

    举世闻名的第一台12000吨水压机于1961年12月成功建成。在国际社会产生很大影响。这个项目就是在一无资料、二无经验、三无设备的情况下，由时任一机部副部长沈鸿担任总设计师、当年三十出头的林宗棠担任副总设计师组织上马的。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加苏联专家撤走，有关部门决定下马。就在那个阶段，马洪到上海去林宗棠家看望，实际就是去鼓励林宗棠不要放弃，为共和国争口气。林宗棠向沈鸿汇报后联名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得到总理的支持，下马令被撤销。第一台万吨水压机经过艰难的探索，终于成功，成为共和国工业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综合性视野

    而成立深圳工业总会则是另外一笔重要的工业发展里程碑。当我向马洪汇报林宗棠部长到深圳找市委书记商量成立工业经济联合会，马老说，搞这个好，到后工业化时期，农业也是工业，所以你什么都要懂。在李灏、张彦宁、郭荣俊、王穗明等同志的支持指导下，我找了几位创业伙伴，自掏腰包办起了深圳市工业经济联合会（2010年根据国务院批准的珠三角规划关于发挥经济中心城市社会组织的辐射作用精神，经市民政局批准，更名为无行政区划限定的深圳工业总会）。

    我在马洪办公室向他汇报工经联的工作情况时，马老请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的谢伏瞻过来，对他说，肇文办这个工经联不容易，你要支持一下，肇文办的这个事就是我的事。2004年我们办五洲工业发展论坛，谢伏瞻担任首席演讲嘉宾并在之后工作岗位几经变动都一直关心深圳工总的发展。

    马老明确指示我们，工经联也要成为一个民间智库，多了解企业的实际情况向政府献计献策。同时要求我们，办一个中观经济刊物，灏公在多次会议上要求深圳工总要发挥民间智库作用，并为《深圳工业经济》题写刊名，周叔莲、戴园晨、林凌等著名经济学家多次对办好这本杂志给予具体指导。

    今天可以告慰马老的是，他老人家当年指导成立的深圳工业总会，如今已经成为名扬国内外的全国先进社会组织、全国首批5A级社会组织，主导开展的深圳知名品牌培育评价活动已经在国际社会产生广泛影响。

    发展会展经济

    深圳举办第一届高交会之后，马老对我说，你要研究一下会展业对工业、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于是我就找了十几位专家组织了一个业余专家组，马洪担任总顾问，撰写了全国第一份会展经济研究报告。马洪亲自主持论证会，邀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谢伏瞻和周叔莲、戴园晨、林凌等十几位著名经济学家参加论证，得到高度评价。马洪在论证总结时说：这份报告很有价值，回答了什么是会展业，怎么办会展业的基本问题，丰富了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今后修订政治经济学辞典时要增加“会展经济”这个词目。

    这份研究报告引起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经济局局长洪流和广东省、深圳市领导的高度重视，成为深圳市政府制定发展会展业支持政策的重要依据。

    华为改制始作俑者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向马洪汇报说，我在张思平主导的企业制度改革办公室把华为这个集体所有制的小企业列为试点企业。当马老听到任正非很重视技术人才时说：“这个企业有前途，你要帮他把制度设计好。有了好的制度，小企业可以变成大企业”。遵照马老的指示，我们突破当时种种限制，帮助华为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全员持股的内部股份公司。前几年，李克强总理到华为调研时说到，正是因为有当年的制度创新，才有了今天的技术创新。现在很少有人知道，华为的制度创新，是源于马洪的指导思想。

    小记

    在敬爱的马老离开我们十周年之际，来回顾他光辉灿烂的人生经历，点点滴滴都会在心中涌起久不平息的波澜。回顾塑造中国工业历史的那些人那些事，可以发现中国工业史离我们并不遥远，而关于未来，它可以告诉我们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