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朝晖：效率、成本与质量

    一千多年前，铁器的使用让一个人可以砍几个人的柴、种几个人的地，这种改变让人类从奴隶社会进入到封建社会。大约三百年前，随着珍妮纺织机、蒸汽机的发明，人类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波“机器带人”的热潮。一个人操作机器，相当于几个乃至几十个人的效率，让人类进入了工业社会。大约一百年前，福特发明了流水线上造汽车的方法，让劳动生产率提升了10多倍，实现了“普通人也买得起汽车”的梦想。此后，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车轮上的国家”，跑步进入现代社会。改革开放初期，邓公考察美国日本，发现国外自动化生产线效率是我们的几十倍、上百倍，极大地加强了他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

    然而，在效率的背后，还隐藏着另外一个重要的概念：这就是成本。

    人们总希望用尽量少的资源获得尽量多的回报，这就是成本的观念。所以，关注成本就是关注资源的利用效率（如果把“时间”当成一种“资源”的话，提高“效率”其实就是降低成本）。

    成本是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降低成本就是省钱。所以，无论在什么时候，生产者总会有降成本的愿望。但是，如何降低成本是与社会发展程度有关的。例如，在农业社会后期，物质资源是紧缺的、时间资源是不紧缺的。这时，降成本的关键是减少资源的消耗。但在工业大生产过程中，提高设备的利用效率、减少不必要的停机时间，往往是最重要的降成本手段。而随着劳动者工资的增加，用自动化减少用工又称为降成本的重要途径。

    降成本是有前提的。中国有句俗语“一分价钱一分货”；如果没有技术的提升，降成本可能会危及到产品的质量。在竞争相对激烈的市场中，产品价格与成本密切相关。这时，市场和用户的态度就至关重要。一般来说，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市场，“钱”是最紧缺的资源，用户更在乎价格，而不是质量。这时，所谓“物美价廉”的“低质量、低价格”模式往往是市场喜欢的平衡点。同时，如果政府对伪劣产品的惩罚力度不够，奸商就会越来越多。“物美价廉”就会演变成“物劣价廉”、甚至“物劣价高”。反之，经济发达的国家往往更重视质量。

    效率发展到一定程度，发展模式会随之改变。

    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后，劳动效率迅速提升，开始出现了“生产过剩”的危机。我们知道，随着技术的提升，同样生产任务的效率只会提升，甚至从“相对过剩”发展为“绝对过剩”。就像今天中国的情况这样。 我们知道：不论社会如何发展，人类只能吃三顿饭、睡一张床，消耗是有极限的。那么，过剩的资源和生产能力该用到哪里去呢？

    在笔者看来，过剩的资源，一定会到“质量”中去，这是唯一的出路。一般来说，质量有多重的含义。第一种含义就是耐用。为了支持“耐用”，就要找预防和处理各种质量问题的方法，以至于“无所不用其极”。这种做法一定会逼着产品技术不断提升、会逼着人们崇尚工匠精神。质量的第二种含义就是缺陷率。在一定的市场和法制条件下，企业会对缺陷采用近乎“零容忍”的态度，如采用6西格玛的管理办法。这又会逼着制造和设计技术不断提升。第三个层面的质量是“适用性”、要生产出更适合用户使用的产品——这就要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工业4.0讲究的就是这个。

    对企业来说，质量要求高到一定的程度，“人的因素”往往就会成为最不可控的因素。所以，高质量要求往往伴随自动化和智能化程度的上升，让机器避免人的缺点。同时，自动化、智能化还能防止资源的浪费，用技术手段最大可能地降低不必要的成本。这样，高效率、高质量、低成本就统一起来了——这种统一是在高技术的前提下统一的。

    现实中，从“物美价廉”到“高质量、高价格、高技术”的转变是存在困难的。

    这个困难首先在市场。很多人说，市场上只接受“低价格怎么办？” 其实，即便是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古代，有些工匠的定位也是“高质量、高价格、高技术”——他们服务的是贵族、宗教和有钱人。同样，今日的企业要完成这个转变，也要有市场驱动，企业就要找到高端的客户。只有面向高端客户，企业的转型才会有驱动力。

    然而，最大的市场往往是面向普通民众的。如果不利用好这个市场，中国制造就没有希望。这个市场的情况，关键要看政府的作为：打击伪劣产品的力度如何？劳动者的收入能否提高。从大的逻辑上看，有了好的市场，才能有好的企业。

    再往前看。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效率很高、产品质量、居民收入也很高时，人类很可能会进入以人为本的福利社会。这大概就是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