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就业压力与智能制造互冲

    例如，1955年马寅初在《新人口论》中就担心“从前一千个人做的事，机械化、自动化以后，五十个人就可以做了，那其余九百五十人怎么办？”机械化和自动化是他倡导节育的重要理由之一。

    但实际上，从采集时代到农业时代，到工业化时代，再到信息化时代，自动化程度不断提升，而人口越来越多的人类社会，就业也越来越充分。为何如此呢？不妨假设一个20人的部落每人每天要采集12小时才能维持温饱。从采集过渡到农耕后，假设只要10人每天耕作12小时就能维持全部落的温饱。另外10人是否就多余了呢？假设为了保证充分就业，酋长决定消减部落一半人口，以保证剩下的10人每天足以工作12小时。但部落人口减少一半后，温饱需求也减半。原来需要10人每天工作12小时，变成只要5人每天工作12小时，因此酋长决定再消减一半人口。如此下去，全部落最后只剩酋长一个人。

    这种荒诞与马寅初的论调如出一辙，都是担心工作效率的提升让人变得多余。其实，工作只是为了满足需求要付出的代价。机器带来效率提升，意味着人类用更小代价就满足更大需求。这怎会使人变得多余呢？针对前例中技术进步后多出的10人，一种办法是把10人的工作分给20人做，每人每天的工作从12小时变成6小时，这样多出6小时闲暇，但却维持了同样的温饱。另一种办法是依然让10人每天工作12小时，另外10人再去额外工作12小时来建造房屋或制作艺术品。这样部落付出的总劳动时间不变，但却享受了更丰富的生活。

    经济活动的目的，是通过工作创造物品和服务来满足消费需求。人们愿意工作多少，取决于他们对闲暇与消费需求的相对偏好。工作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所以工作意愿对应于消费需求，而消费需求则是工作机会的来源。因此，就社会整体来说，工作意愿和工作机会应基本匹配。但时间上的迟滞和空间上的壁垒，可能让这种匹配在短期和局域上失效。这种经济失衡就是就业问题的根源，但与人口和技术进步没有直接关系。缓解就业市场失衡的关键，是增加市场的灵敏性和韧性，让消费需求的变化，能尽快地改变工作机会，并进而影响工作意愿，促进两者之间更迅速且紧密的匹配。

    技术进步在长期和整体上可以促进需求和供给的匹配，从而对就业市场利大于弊，但却可能产生短期和局部的冲击。一旦某个行业的工作被机器取代，从业者长期积累的技能将失去用武之地，而那些难以另起炉灶者更是面临困难。但某种工作被机器取代，本质上是社会整体用更少工作时间创造出同样甚至更多的产品，社会整体的收益要大于失业者的损失。因此，合理的政策是让失业者从效率提升带来的收益中分得一定补偿。

    就算在纯粹经济学意义上，也没任何理由通过限制生育来消减人口。特别是限制生育所消减的人口是未来的孩子。相比成人，孩子更容易适应未来的生活方式，既蕴含未来的消费需求，又能学习和掌握未来所需的技能。限制生育恰恰人为压低这些更适应未来经济循环的人口之比例，从而恶化未来就业形势。再者，生育限制最终会降低人口规模，这也不利于充分就业。人口越多，需求和供给越细分，求职者与工作机会更易匹配，就业会更充分。如果中国人口降到现在的1/5，那教师、售货员、理发师这些职位只有现在的1/5，但航天、高铁这些人口大国才能支撑的行业可能不复存在。

    人工智能有可能取代大量的重复性甚至创造性工作，从而冲击就业市场。如果其进步速度长期快于人类技能的调整，大量失业的现象可能出现，贫富差距可能恶化。但即使机器可以胜任人类所有的工作，也不意味着人口过剩，而只说明人类无需劳动就可获得物品与服务来满足自身的需求，社会的核心问题或将成为如何把商品和服务配置给个体。至于超越人类智慧的机器届时如何处置人类，显然已经超出了目前对人工智能导致人口过剩的现实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