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在工业革命前已经落伍？

    在开始对这个问题做严肃研究时，才发现它要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在确定落后的时段后，进而要解释为什么落后，那就更复杂了。在此主要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相关研究及我个人的思考，由此说明用一个新的经济学和全球性的视角对经济史做出的研究可以对我们的现实与将来都有启示，甚至迫使我们反思一些原有的定论或传统的教科书上的解释。

    一个单纯的理论经济学家，可以把18世纪末起始的英国工业革命作为一个分岔点，在工业革命之前，世界各地的收入都相差无几，但之后富国和贫国的收入差距扩大，更构成了今天的世界格局。即所谓大分流起源于工业革命。那真实的历史数据会告诉我们什么呢？

    首先我们谈谈欧洲经济史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以牛津大学RobertAllen教授为首的学者，尝试用欧洲主要城市非技术工人的实际工资来测量1450～1913年的生活水平，这类研究日益扩大规模、囊括了许多城市，甚至纳入了当时奥斯曼帝国（大致今天的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比较意外的发现是，在工业革命之前，英国和荷兰的城市的工资水平已经超过了欧洲城市的水平，也超过了伊斯坦布尔。有人把它称为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小分流。

    那中国是个怎样的情况呢？也就是说，中国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落后了？

    我们在开始做研究时，非常有意思地发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已经写到，中国虽然物价水平低于英国，可是它的名义工资更低，所以最后中国的实际工资（也即生活水平）还是低于英国。大家知道，《国富论》成书于英国工业革命前夕的18世纪末，亚当·斯密当时只考虑到经济增长的源泉来自社会分工，还没有想到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巨大潜能，而他关于工资的议论更是坐在沙发上的臆想而已。

    我们的研究就是用真实的历史数据来验证斯密的猜想。我们首先从历史的档案和其他出处中收集了中国18～20世纪三个主要城市（北京、苏州／上海及广州）的非技术工人的名义工资数据，然后构建有国际可比性的物价指数，最后导出了有国际可比性的实际工资系列。

    结果我们的发现大致证实了斯密的猜想：第一，中国这三个城市的非技术工人的实际工资在工业革命之前已经落伍，为伦敦或阿姆斯特丹的1／3左右。在我们的比较中也包括了其他欧洲及亚洲如日本和印度城市的非技术工人工资，结果发现这些工人的工资水平和中国不相上下，低于英国和荷兰的水平。如果将我们最后计算的中国底层工人的实际工资换算成生存所需的卡路里热量和蛋白质的话，那他们则刚好能达到温饱。

    第二，在工业革命之后，中国和先进国家的工资水平差距更扩大了。而更重要的是，一些原本相对落后的欧洲国家如德国及亚洲的日本及时搭上了工业革命的快车，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在19～20世纪迅速提高，超过了相对停滞的中国。所以我们说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在18～20世纪有两次分流，一次在工业革命之前，第二次在之后。

    除了工资以外，我们还可以考虑其他的生活水准与市场的长时段指标的中西比较，如GDP、身高、教育水平、死亡与命案率、借贷利息等。我们可以渐渐拼出一幅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经济的总图，即一个普通民众达到基本温饱，社会相对安定，有相当的人力资本基础，但资本却相对匮乏的社会。

    我们这些研究对今天很多关于历史的讨论也有重大启示，比如，我们常听说：中国在18世纪GDP是世界第一，我们这几十年乃至将来的发展从某个角度来讲，只是恢复康乾盛世的荣耀而已。这个说法有很大的误区，18世纪中国的GDP总量第一只是因为庞大的人口，加上工业革命之前各国收入水平差距不大。当然，反过来说，倒也不一定说中国已经穷了1000年，不少学者认为宋朝的中国也许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特别相比于当时还处于黑暗中世纪的欧洲。

    那为什么中国会落伍呢？这个问题就更复杂了。从中西方的地理资源禀赋的差异，到西方的海外殖民与中国的闭关锁国，及西方的科学的兴起与中国的科举制度的对比，历史上也是众说纷纭，没有也不太可能有定论。今天，我讲一下中国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对长期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

    中国政治体制最大的特点是绝对君主的王权，郡县制与大一统的兴起与演变。而这一制度对传统中国的产权、法律、市场、金融体系、人力资本等有根本性的影响，研究政治体制的演变我们也可以从实证着手，郡县与科举制度通过取代世袭的贵族制，对中国绝对君主体系的建立起了关键作用。我们和其他很多学者对这套体系的形成已有了详细的历史数据做量化分析，这里有地理文化的各方面因素，其中农耕与官僚制的密切关系以及中国历史上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不断冲突和融合的历史周期，对最后大一统的体系固化起了关键作用。

    但要解释历史现象，光有统计分析是不够的，还需要理论框架。而中西比较的视野能帮助我们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再回到18世纪的清朝，我们发现作为一个农耕与游牧文明相结合的清帝国，其皇帝的权力名义上是无限的，但实证的比较发现，清朝的正式中央税收少得可怜，要远远低于皇权被宪政制约的荷兰和英国的国家税收。而同时中国几乎没有像西方那样，特别是荷兰和英国那么发达的金融市场，尤其是政府的公债制度和市场。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最重要的是国会对王权的制约，其中最重要的是将其国债的发行纳入了法制与市场的轨道之内，而不是靠政府的强权推行。所以说英国工业革命之前的一个世纪有了一场财政与金融的革命。而18世纪的清朝则走入了一个相反的均衡路径。通过一个博弈论模型，我们的另一个研究试图来说明，清帝国形式上的低税和有限度的半合法的苛捐杂税及权力腐败，对维持大一统的政治稳定这一目标来说，是一个有很大合理性的制度设计，虽然会抑止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的可能性。

    从这个视角我们也可以重新审视近代晚清和民国的经济史。中国近代的经济有增长吗？是哪个时段在增长，是晚清的洋务运动，还是北洋政府或者南京政府时期？假如有增长，那增长的原动力来自哪儿？

    中国近代的经济数据也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有些情况是清楚的，晚清洋务运动时期民间经济发展是相对停滞的。中国的工业革命起始于甲午战争，并一直持续到南京政府时期，从现有的20世纪10年代到30年代的GDP数据来看，增长并不明显。这主要是因为增长有很强的地域性和行业性，特别是机织棉纱、现代矿业与工业、国际贸易与投资等行业，有些甚至达到了年均两位数的增长率；同样，现代铁路、交通、教育等都是在北洋时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这就提出了更多的问题，为什么在晚清政治相对稳定的时候经济没有增长，反而在政治比较混乱的时候经济有增长？我们现在都比较正面地肯定南京政府在20世纪30年代的“黄金十年”，但似乎忽视了北洋时期的贡献。对这些问题已有相当研究，今天我谈一下最为重要的两个现象，即现代金融业与公债市场的飞速发展。大家知道，现代金融是一个对法律与契约最敏感的行业，为什么会发轫于一个缺乏稳定政局的北洋时期？同样，为什么北洋政府在财政上濒临破产，而公债市场却发展了起来？

    北洋时期的发展当然和当时的重大意识形态与政治变革密切相关，但另外一个关键是西方在中国的租界特别是上海的公共租界。租界是典型的半殖民地产物，有各种众所周知的殖民主义的问题，但管理上海的公共租界的工部局同时也是一个西方精英商人的自治政府，其中，法制和市场规律也同时成为两条最重要的主线。正因此，租界成了银行和金融业的聚集地，包括中国民族资本的银行，较为出名的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在1916年利用租界的法庭成功抵制了段祺瑞政府为财政目的而发出的银行纸币停兑令，为以后中国民族银行业的独立和发展打下了基础。

    另外一个相关的机构是中国海关。海关在太平天国的动乱中被外人掌控，或确切地说被清政府外包给外国人了，但由此中国海关也发展成了一个高度独立、清廉和规制化的文官体系。因为较少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干扰，海关的关税成为北洋政府时期最稳定的税源。更重要的是，它也成为北洋政府内外公债的最可靠的抵押。同时海关通常将偿还公债的专用税款直接汇寄到汇丰银行以及后来的中国银行。北洋时期的公债管理也有制度创新，比如设立由海关主管、银行家、政府官员组成的独立委员会和公债持有人协会等组织，来监督甚至执行国债的偿付。正是这些游离于中央政府之外的机制，给北洋政府的公债带来了信誉。而这些机制的维持与动摇，都会在二级公债市场上通过公债价格得到迅速反映。

    由于政府的公债可以作为银行发行纸币的一部分的储备，更开启了这一时期由私营银行主导的金融革命。1917至1937年，中国的总货币量年均增长率达到5％，而纸币增长率超过了9％，远远高于同时期的年均低于2％的GDP增长率（见图）；而当时的物价也相当稳定，主要原因是在没有政府垄断、由稳健的私营银行发行的货币，要生存于一个高度竞争的环境下，必须重视自身的信誉。由于银行成为政府债券的最大持有者，所以维持金融市场的稳定让中国银行家有了跟政府交涉的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