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时代：尊重就是生产力

    文艺复兴时期，有位叫做米卡朗基罗的艺术家。那时，教皇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他却是唯一一个可以随意出入教皇卧室的人——这是一项巨大的尊荣。他去世以后，两个热爱他城市为了争夺他的遗体，差点引发一场战争。民间对他的热爱可见一斑。

    唐宋是中国诗歌走向顶峰的时代，不仅民间和士大夫喜欢，皇帝们也喜欢。唐玄宗就经常找诗人聊聊天、还不时进行“家访”，让优秀诗人觉得很荣耀。那时中国的文人墨客，就像现在美国的篮球明星、欧洲和南美的足球明星，知名度很高、社会地位也高。

    我们知道，美国人、德国人、日本人、以色列的创新能力很强；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美国企业家的影响力、德国教授的地位、日本对工匠的尊重，以色列对创新成功者的敬仰。干得好的人能得到荣耀，是这些国家的共性。但特别受尊重的人群不同，也导致了各国的创新特色不一样。

    笔者在英国Bristol见到过一座150年前设计的宏伟大桥。我问英国皇家学会院士Ockendon先生，桥梁设计师是不是非常受人尊重。得到的答案是：英国人更尊重科学家而不是工程师——于是，我理解了当今英国科学比技术更出色的原因。

    可以找到一个规律：如果社会特别尊重某一类人，相关的业务就会搞得好。反之，如果某类从业人员不受尊重，这个行当就很难搞好。从某种意义上讲，“尊重就是生产力”。

    这其实是有道理的：一个行业要搞得好，就要吸引一流的人才；人才本身也必须高度热爱并且并把自己的身心奉献给自己的工作。如果能做到这两点，这个领域不发达都难。

    人非圣贤。要吸引优秀人才献身于某项事业，除了自己的原因，往往还要外部产生的有吸引力。这就需要要给予资源。很多人看得到的资源往往就是钱。还有种资源是官位：在一个单位里，官位大小与钱的多少、受尊重的程度正相关。有些单位动辄十多个副职、减不下来，甚至发明出许多与官位等同的头衔，如院士等于副部长。就是这个原因。其实，在中国历史上，钱和官一直都是分不开的：古代就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汉代东方朔发明了“卖官”的做法：给政府捐钱，就可以享受官的待遇和尊荣，比如可以穿绸缎而不是布衣。

    但是，钱和官位都是有限的。而且，钱太多、官位太高不一定是好事：钱多、官位高的很多人就不愿意干活了。这大概也是“资源利用效率递减”这一经济学原理的具体作用吧。

    其实，社会上还有一种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而且能鼓励人更好地工作：这就是对他的尊重。对知识分子来说，对钱的追求是有底线要求的，但在此基础上，更重要的或许就是受到尊重的感觉，而不是更多的钱、更高的官。这是他们努力发展自己职业水平的动力所在。

    然而，尊重知识分子正是我们这个社会所缺少的。

    在某高校，处长们见到校长，就低三下四；见到教授，就趾高气扬；在某央企，资深专家和副处级干部一起出差，要分开住，副处级长要住相对高档的.......这些都是不尊重知识分子的表现。有的人，甚至以贬斥别人为荣、以显示其官威。他个人或许已经习以为常了，但当事人员却会持续地感到不爽。某单位选举，五选四，结果领导落选了。这个大概就是知识分子不爽的表现吧。试想，在这种环境下，优秀人才恐怕更愿意当官来获得尊严，而不是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在社会上，知识分子也得不到尊重。经常发生的“医闹”就是典型。而老师的社会地位也一直不高。

    当然，这里还有更深刻的原因：知识分子真的值得尊重吗？现在，知识界的很多“大师”、甚至院士已经越来越接近骗子。“人先自辱，而后人辱之”。民间对知识界的鄙视，恐怕还是知识界自己没有做好。

    当然，发生这种事情，与政府的人才选拔机制有关。选拔机制有问题，就很难得到民间的认可和尊重。此事自古就有。汉代就有“举秀才不识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门良将怯如鸡”的说法。现在，很多科技奖和人才评选更是比谁更能吹、谁的关系更硬、甚至钱更多。人脉过硬时，连“透明计算”这种垃圾项目也能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这种背景下，知识分子想受到社会的尊重也难。

    科技的发展，要靠人才和高度的敬业。但是，中国知识界却进入了一个“不自尊=》不认真工作、瞎忽悠=》不受人尊重=》无自尊、无底线”恶性循环，而不是“自尊=》努力工作=》受人尊重=》自尊心加强=》更加努力工作”的良性循环。这种现象不改，中国的科技大概没有希望。

    由此可见，中国科技要发展，必须用好“尊重”这个资源，要从尊重和自尊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