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多年前,本人就明确提出:中国创新管理和评价标准很不合理。例如:
1、项目申请书的第一部分往往是“国内外发展趋势”。要求分析国内外在这个领域做过什么事情。但是,创新应该是面向用户、分析市场和用户有什么需求。为什么一定要国外做了什么?
2、没有原理的创新点。很多申请书根本没有地方写技术原理,没有技术原理就去谈创新点,就像道路没有规划就谈在哪里过河。更有甚者,很多项目书连用户是谁、技术的功能都没有说清楚。
类似这样的问题可谓数不胜数。很多项目的可行性报告毫无逻辑,却轻松地通过了。我一直奇怪,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这种怪事流行的原因,其实就是对“从跟随到超越”的转变不适应。长期以来,我们的高校和企业,都是在模仿、跟随国外的技术。几乎所有项目都可以谈“国内怎么做”。如果国外已经有了类似技术,技术原理基本上是清楚的,剩下的就是解决具体难点了。
十多年前,笔者研究创新时,常有“荷戟独彷徨”的感觉;只有殷瑞钰院士和个别老领导支持我的想法。我写《管中窥道:技术创新的观念与方法》时,常常感到奇怪:这样的思想,国外怎么没有人提出呢?直到我读到一本印度人写的书,才恍然大悟:两国的问题都是长期跟随导致的,而先进国家一直从事真正的创新,也不理解我们的问题。
很多人在学习国外的创新经验时,根本不理解这种场景的变化,导致许多观点上的谬误。在中国,且不可低估谬误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比如,有多少人对智能制造、赛博物理系统的概念望文生义? 我们缺乏批判的传统,却有随大流的习惯。当知识分子的领袖发生问题时,整个学术界就习惯于把错误当做真理了。
当然,批判不是我的专利。在历史上,很多宗教、乃至邪教领袖就是靠批判传统起家的;昨天还看到要推翻99.9%物理学家的“民科”。批判传统和多数人是可以的,但自己也要经得起批判,要从批判自己开始:我的想法就是真的对吗?
对此,我想起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过的一段话:“所有真理都必须经过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被冷嘲热讽;在第二阶段被强烈反对;到了第三阶段,却被视为不证自明而广为接受”。作为跟随者,我们往往是做哪些别人已经成功、被广泛认可的东西,这时已经处于第三个阶段了。而真正的创新者,则要从第一、第二个阶段开始。这就是思维的拐点。创新者往往要意识到前方的拐点——如果没有拐点,别人老早就用直线思维看到了、我们也就没有创新机会了。
拐点存在时,线性思维不灵了、过去的经验行不通了。彼得德鲁克说:做正确的事、正确地做事。在技术跟随阶段,我们关注的是正确地做事、是如何实现特定技术;比如,是如如何做好飞机发动机。在领先阶段,更关注做正确的事、是确定创新方向、是做何种技术,比如GE做Prdix。 “做正确的事”非常重要,但它的重要性在跟随阶段是难以有深刻体会的。
最近20年,笔者大型企业从事自动化、信息化的创新工作。ICT技术的高速发展,让这个领域有机会与国外先进企业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而前辈们也为我们奠定了世界上少有的基础条件。这是我个人能够体会到这个拐点的原因。这是一种荣幸,也是一种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