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当选将扼杀美国技术创新和全球化？

    全球化和技术是几十年来全球经济发展最主要的两大推动力，然而近期一系列地缘政治的“黑天鹅事件”，如英国脱欧，川普当选，让许多人开始担忧孤立主义，反全球化潮流的抬头，甚至有硅谷精英惊呼：川普当选将是美国创新的灾难。

    面对如此动荡不安的环境，企业和它们的领导者应如何自处才能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本文探讨的是造成当下动荡局面的根本原因以及其影响。我们希望本文抛砖引玉，激发企业领导者对此问题进行更深入广阔的探讨。

    我们生活在前所未有的繁荣时代

    不可否认，人类社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当今世界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全球范围内，人们寿命比以往更长，更加健康。在新兴市场，数十亿人摆脱了极度贫困。在发达国家，人们可以得到更好的医疗、教育、信息、互联和移动服务，超乎25年前大多数人的想象。

    这些成就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人类创造力、政治领导、社会行动和企业家精神，都有助于实现诺贝尔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憧憬的“人的自由”。

    为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力自由交换精心制定治理政策，即通称的“全球化”，以及技术的进步，在其中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这两股力量提高了生产率，开拓了市场，为数十亿人创造了改善生活的机会。

    我们也生活在经济不平等与不确定性愈演愈烈的时代

    美国和欧洲社会正面临根本的挑战，以我们数十年都未见过的方式——极右的民族主义辞令和意图；极左的对商业、全球化与技术的深切不信赖。许多人担这样的两极化，会在舆论和政策制定方面带来新的危机和不确定性，进一步影响投资（从现今利率来看已经非常低了），损害未来经济发展繁荣的根基。

    为何出现这样的两极化？原因众多，各国情况不同，但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人们对根深蒂固的经济与社会不平等的不满持续增长，以及在快速变化的全球经济中，人们对个体命运不确定性的深深担忧。这个现象还揭示，人们不信任政治和商务精英，认为正是这部分人造成了这种现状。

    如今我们社会中的经济不平等，是我们过去35年管理全球经济融合的方式的产物。与此同时，技术——特别是最近机器人技术、机器智能和分布式账本（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可以在许多领域取代人力，进一步加剧了断层、不平等和不满。

    英国脱欧就是一道分水岭。英国投票退出欧盟，其驱动力很大一部分是经济疲软和不平等引起的沮丧情绪，而且为民族主义反移民情绪的滋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英国西米德兰兹的中等收入家庭经历了近20年的收入滞涨，这个地区投出的脱欧票数最高。

    攫取了全球一体化和技术进展带来的绝大部分利益的人，和没有得到这些利益的人之间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普遍存在于大城市和较小的社区之间，年轻人和年长者之间，以及受教育程度高低不同的人之间。在英国，美国有70%劳动力在过去40年里没有得到过实质性的加薪。在加拿大、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也可以看到相似的情况。财富集中问题在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瑞信的调研数据显示，约1%的人口控制着50%的全世界资产。

    企业会受到不良影响

    如果英国脱欧仅仅是个开头呢？在民意调查中，美国和主要欧洲国家有相当多的人现在要求政府重新转向狭隘的国家利益，声称让其他国家“自扫门前雪”。更多的人感到被经济发展抛离，这种情绪随之蔓延，渗入政治，影响政策。而事实将会证明，这样的政治趋势会在各国间扩散。

    公司很快就会发现，自己身处的商业环境中政治风险不断上升，体现在贸易、人才获取、监管法规及约束，以及新技术限制等各个方面。政治不确定性可能成为企业的主要商业风险，影响公司创新、获取市场和人才，以及投资和创造财富的能力。

    简言之，似乎许多人对现状十分不满，威胁着要结束这种局面，哪怕自己付出高昂的代价也在所不惜，因此损害了全球经济繁荣的两大主要驱动因素：全球化和技术发展。

    企业处在全球化和技术的双重断层线上

    如今的经济不平等，是我们当初管理全球化和技术的方式导致的后果。这两种驱动因素下隐藏着断层线。创造财富并不会自动让回报公平分配。贸易、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产生了胜者和败者，新技术的出现亦是如此。

    公众对全球化的支持，一直建立在这样的一个预设上：多数人可以从全球化中获益、许多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以及社会安全保障可以为一时失败的人提供庇护。传统上，提供平等的机会（特别是通过教育）、有效的安全保障、社会平衡和政治经济稳定都是政府的职责。这样一来，公司就可以专注实现增长、提高生产率、致力创新，并最终为社会创造财富。

    现在政府意识到，履行上述职责越来越难。在转型时期重新制定政策，帮助个人和群体渡过难关，需要政治稳定和共识，然而政治稳定和共识又是当下最稀缺的。更广泛的经济现实更让问题雪上加霜。政府干涉的能力受到美国和欧洲缓慢的宏观经济增长所限，极大地限制了其金融货币政策的范围。

    裂痕开始显现。现在很多人认为“游戏是不公平的”（2/3的美国人表示，经济体系“不公正”）。一些人将自己不幸归咎于移民和外国人。还有一些人诉诸公平公正的道德理念，要求更公平的社会分配。

    撇开道德问题不谈，企业一直是解决社分配不公的最有力武器。假如结束现在这种局面，以限制贸易和人才、抵制技术、政治和经济持续不确定的环境取而代之，那么很难想象公司可以获得任何益处。

    为社会难题寻找实用的解决方案，正是企业的特长。虽然公司领导者一向避免牵扯有争议的社会议题，例如当前经济体系可持续性，倾向于让政府去处理，但在现在的环境下，我们认为企业领导者不能再袖手旁观了。

    塑造未来的企业领导者议程

    为了解决技术和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和社会断层问题，我们的社会需要企业领导者发声并采取行动。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渐进式延伸是不够的。胜者和败者之间逐渐增长的差异，已经成为一片笼罩在商业和社会之上的阴霾，是时候正视它了。

    公司领导者需要平衡两个明显相互冲突的目标。首先，他们必须确保自己公司的可持续和繁荣发展。这仍然是身为CEO的首要责任，而在一个增长放缓、投资者缺乏耐心、地缘政治存在高度不确定、技术改变极其迅速的时代，这件事情变得更加困难。其次，他们必须创造条件，实现持续的、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技术发展。

图 企业领导者改善经济状况的七个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