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制造很实在,智能社会很缥缈。两者有什么关系呢?
很多人都觉得:搞智能制造为什么这么难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现实的驱动力不够。所谓现实的驱动力,就是能转化为经济活动的驱动力,而不是“叫花子想吃海鲜大餐”这样不具有经济性的需求。
恩格斯说:“社会上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更能比10所大学把科学推向前进。”很多人都知道创新的经济性很重要。但我还是认为:经济可行性对创新的关键作用在现实中常常被低估——很多人习惯于“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让“技术可行性”的叶子挡住了“经济可行性”的泰山。
我们谈经济可行性,就是现实的需求足够强大。宝钢90岁的老领导何麟生先生曾经教导我:搞技术要雪中送炭、不要锦上添花。也就是说,需求重大了,创新更容易成功。何老还说:“需求决定于用户:半杯水,剩在餐桌上是垃圾、留在沙漠中可以救命。”也就是说:技术的价值决定于使用的环境,而不是技术本身。
这个道理能够解释:中国推进智能制造更难,就是动力不够。
我们知道,智能制造的经济可行性来自提高质量和效率、减少浪费、降低劳动力成本、缩短新产品上市周期等。那么问题来了:智能制造在何种情况下提高质量的价值大?什么情况下降低劳动力成本的价值大?什么情况下缩短新产品上市周期的价值大?
一般来说:产品越是高精尖、劳动力成本越高、产品设计业务越多,价值越大。我们从一个角度,比如采用智能机器人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如果能让机器人代替高端劳动者、生产人工难以企及的高质量产品,智能制造的价值就大;类似地,如果能让机器人提高产线的柔性,则企业的新产品设计越多,价值越大、批量越小,价值就越大。由于日本人追求高质量的意愿强、研发能力强,采用机器人往往能从更多的方面获得价值,进而经济驱动力就大。反之,如果机器人仅仅是代替低端劳动者、用来大批量生产低端质量的产品,带来的增值就会少,进而经济驱动力也就小。
所以,从大局上看,中国推动智能制造的难度会大一些。
这个道理还可以解释行业的差别。比如,在高端制造业(如航空、甚至钢铁),智能制造的工作往往会走在其他行业的前面。当然,凡事没有绝对的:如果某些产品仅仅是中国具有竞争力的(如手工做服装和伞),其竞争对手主要是国内的企业,提高智能化、自动化水平的效益可能就会相对较大。如果同时能带动质量的提升(红领的定制化生产,本质就是质量的提升),则价值空间就会更大。
回到本文的开头:日本人提出了“智能社会”、中科院自动化所的王飞跃研究员也提出了CPSS,都在强调社会的智能化。社会智能化的一个作用,就是为智能制造提供需求,尤其是快速响应的需求。这种需求,就可以转化成驱动力。社会需求与制造业的互动,与德国工业4.0提出的“双重战略”道理想通:都是通过需求和供给方的互动,来促进技术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