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影《超能查派》聊：什么是工业4.0？

　　
　　《超能查派》是南非导演尼尔·布洛姆坎普继《第九区》和《极乐空间》后拍摄的第三部长片，将于5月8日在中国上映。影片的主角是人类史上首个拥有自我意识的机器人——“查派”，它起先被设计出来的目的是，帮助人类警察维护城市治安。在影片开始的部分，导演花了大量篇幅，介绍了机器人警察在执行任务上的巨大的优势。这种优势从现有的人类的认知水平来看，是完全理所当然的。这让我想起了，之前看过的一篇关于“工业4.0”文章。这篇文章有助于大家理解，现在股市吵得非常火热的工业4.0概念到底是什么？需要说明的是，电影中设定的人类社会是一个智能化和工业化比当下要高很多的社会。

　　互联网正在重构社会，包括其中的工业部分；这是从互联网视角获得的看法。换成工业视角，可以说，工业正在融合信息技术的基因，高速进化。历史性的时期受到了广泛重视，发达经济体都在试图为它赋予名称。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日本和德国的说法。美国称之为“再工业化”，日本称之为“工业智能化”，德国则称之为“工业4.0”。

　　考量这些说法，可以发现“列强”心态有微妙的差异。美国的“再工业化”，体现了对制造业外流的惋惜之情。由于人力成本高昂，美国制造业大量采用离岸外包的方式来构建产业链，一方面让本国企业占据品牌运营、产品设计等高价值环节，一方面也损失了就业机会和税收。今天他们提出“再工业化”，是希望藉由工业技术和模式的进步，实现高端制造业的回流。日本的“工业智能化”，表达了对普及无人工厂的向往，和它重视制造机器人的策略一脉相承，反映出应对严重老龄化社会的思路。德国的“工业4.0”，颇具情节深度，牢牢把握自身的制造业优势传统，并试图界定自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的四个发展阶段。所谓“1.0”，指机械生产大范围代替手工生产，开始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2.0”，指生产线的形成和电力的普遍采用，始于二十世纪初；“3.0”，表示生产逐步自动化，发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4.0”，则是分布式和开放的生产，属于现在进行时。“工业2.0”至“工业4.0”中隐藏着一个从能源到信息的“服务化”脉络，即电力服务化——信息技术进入生产流程——信息技术服务化。

　　有人将工业革命的概念加以延展，用在今天，命名为第某次革命，勉强可算言之成理，但不够精确。革命是颠覆性的，剧烈的，与历史长河相比是短暂的；工业演进到本世纪，虽然特性有诸多显著变化，总体而言仍是有继承性的、长期持续转变的。以一个词来概括，与其用“新工业革命”，不如用“工业迭代”。“工业迭代” 可以同时表达革命性、继承性和持续性，并且具有恰当的信息技术色彩。

　　“工业迭代”在中国的内涵更为丰富。我们制造业的电气化已经完成，生产自动化仍在进行，今天要跟上智能生产的脚步，如同工业历史三个层面（电气化、自动化、智能化）同时叠合，跨越式发展，“迭代”的节奏由此获得复沓风格。

　　迭代到“4.0”阶段，要点是产业链分工的重组。在工业领域，成熟模式受到质疑，重估一切原则的时刻已经到来。中外企业表现出的富有活力的探索意愿，从两家企业新近的改革可见一斑。进行中的海尔改革的要点是什么呢？是裁员一万人，还是部分向用户开放决策权，还是鼓励员工参与创业，还是让团队颗粒化？张瑞敏用一个词来概括——“生态系统”，他希望种下很多很多颗树，形成一个生生不息的森林。在这样的表述中，过去坚固的企业围墙荡然无存，组织边界随之模糊了。电动汽车特斯拉的决策者宣布开放全部技术专利，因为他们意识到竞争的主战场并不在电动汽车生产商之间，而在电动汽车企业群落与内燃机汽车企业群落之间。开放专利，意味着对知识产权原则的反思。

　　“4.0”对工业组织的结构性改变，作为一组信息，已经蔓延至工业领域之外。在多重复沓节奏的“工业迭代”乐曲中，我们听出了中国社会的多重机遇。

实现有机团结

　　和工业自动化发展水平一样，中国的微观人际形态也是多时代属性并存的。我们观察周围，至少能发现三种典型。一是宗法社会，二是单位制，三是工业化社会形态。宗法社会的生命力仍未丧失，农村祠堂的复兴体现了这种生命力。即使在城市，我们也能举出一个宗法社会的标志性现象——“份子钱”，源于同宗大家庭内部的经济互助，和朋友间“通财之谊”对大家庭的模拟。单位制则建成了大量全功能小社会。今天“单位”一词也未过时，人们常常谈论“单位福利”如何。“单位福利”切中肯綮，正好表达出福利功能分布的混合态。工业化社会形态则属于现代性的后果，表现出人的个体化（与宗法社会的疏离），组织分工的细化（走出单位制的全功能模式），以及相应的对契约、法治的需求。

　　有机团结是社会学家涂尔干提出的概念。他说，社会分工的细化让人们自愿密切合作，彼此依存，因此有机团结起来。在社会分工这个主要原因之外，有机团结还有次要原因，包括城市化让人们的生活空间重叠、核心家庭成为普遍的社会细胞等。有机团结概念提出已经一百多年了；今天，上面谈到的三个因素都正在发生快速变化。城市化和核心家庭的问题十分复杂，一言难尽，它们此刻的趋势是否促进有机团结也有争议，但社会分工的细化始终是有机团结的基础。

　　工业迭代把社会分工推向了新的水平。仍以海尔为例。如果改革成功，海尔邀请用户加入到决策圈，把产品的设计和消费之环闭合起来，并开放供应链，对集团内和集团外的供应商不加身份性的区分（意思是，在任何零部件和运输等服务的供应商选择上，仅仅依据质量和成本水平，而不向集团内的“自己人”倾斜），生态系统就此建成，“森林”容纳多样化的参与者，他们之间的联系也实现了“有机化”。

　　宗法社会和单位制的遗留一时难以消退，事实上仍有积极功能，也无须通过激烈干预来剔除。在这样的背景下，工业迭代促进社会分工的细致化，就成为中国漫长的现代化进程的关键一步。

　　其他的因素又和工业迭代一道，形成现代化和社会团结有机化的合力——文化发展提供心理联结；交通发展提供地理联结；媒体发展提供信息联结；电子商务发展提供流通联结。工业迭代之所以最为关键，是因为有机团结依赖于分工的合理化和工种间的紧密配合，而工业迭代孕育着适应新的组织发展趋势的合作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