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朝晖：智能制造，到底是谁错了？

　　最近多次陷入迷茫：我常常站在很多人的对立面上。如果是我对了，就意味着很多权威的观点和思路是错的。其实，我也常常思考：我是不是真的错了?回想起来，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25年前读研究生的时候，就遇到一个问题：我不太喜欢一些当时热门的、甚至主流的学术思潮，如模糊数学、神经元方法、智能控制。对它们的负面意见远远大于正面认可。

　　不喜欢的原因是什么?我中学最喜欢物理、生物，大学读的是数学系，这些经历让我喜欢那些能够把道理讲清楚的东西。读中学的时候有些遗憾：没有搞清楚辩证法到底是什么、不知道非欧几何和相对论讲得是什么道理。那时，还私下讽刺政治课：“因为我是对的，所以我是对的。”还好，大学期间，我大体理解了非欧几何和相对论，工作之后理解了辩证法。大一在金华军训期间，我买了本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这是我读的第一本哲学著作。对模糊数学、神经元方法、智能控制的负面印象大概与这本哲学著作有关。

　　现在想来，造成负面印象的原因，在于学术界的浮夸风过盛。有人曾对我说：某学者因某“智能控制”获得国家奖，其实不过就是用了三个IF语句，加上一个时髦的帽子。还有位老师，做个一个不错的仪表，但苦于理论水平提不上去。这时，一位老朋友给他出了主意：写几篇与模糊控制相关的文章，与这个产品挂钩。于是，他真的获得了两次国家奖。这种内幕了解多了，负面印象就大了。

　　博士毕业以后的近20年，我也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是我错了还是别人错了。我刚博士毕业的时候，搞连铸二次冷却模型。当时所有人都在问：模型精度不高怎么办?搞一个图像识别系统，很多专家说我：学术界都不搞，你搞什么?14年前搞性能模型，又站到多数领域专家的对立面上。11年前研究创新理论，被很多朋友指责为走火入魔;如果不是殷部长和几位老领导、老前辈的支持，可能真的就放弃了。现在唯一的好名声大概是10年前逢人便说：要买房子啊!

　　我是个特立独行的人，从不喜欢赶时髦。三年前，却五大无创地赶了一场时髦：研究智能制造和工业4.0。

　　说来原因很特殊：我一直关注中国人口问题。我的朋友易富贤先生是第一个用系统理论反对独生子女政策的人，他写的《大国空巢》有很大的影响力。我支持他，并非只是因为自己想多要个孩子，而是深信他说的是对的。在于人口相关的问题上，我个人捐助过上万元。所以我知道：中国不走智能制造的路子，不行了。

　　现在遇到的困惑，在于如何搞智能制造的问题。

　　我认为：要搞好智能制造，就要有好的顶层设计。这个顶层设计，涉及企业的转型、市场的重新定位、组织流程的调整、商业模式的创新。也就是说：智能制造，首先是企业家的事情，技术是用来支持企业家的战略需要的，是手段不是目标。否则，技术就会变成“锦上添花”，就难以创造经济价值，就会变成“贴标签”式的，就会变成政治运动。我当然知道：顶层设计是很难的。但难的事情，也必须去做。

　　我很欣赏《三国演义》中的一段话：“绍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智能制造是一场革命，如果舍不得时间和代价做顶层设计，而把精力都放在贴标签的小事上，就犯了袁绍的错误。孙子说：“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就是要求把各种问题，事先算清楚，而不是蛮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