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极必反”或许是人类发现的最具有普遍性的规律。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创新就是超越过去,就是逼近极限、超越极限。例如,提出“摩尔定律”的50多年里,集成电路的成本每18个月降低一半。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不断挑战极限、不断克服新的障碍的过程。当然,也是新技术不断产生的过程。
创新者往往需要知道“物极必反”的道理。要时刻意识到,某些人们奉为圭臬的知识会发生变化,正确的会变成错误,错误的也会变成正确。这种变化,就是“物极必反”的表现。
对创新者来说,掌握知识多少往往并不是最重要的:创新总会遇到不知道的知识、甚至过去不了解的学科,只要有学习能力、探索能力,就可以把“不知道”转化为“知道”。所以,学习和探索能力,比掌握多少知识更重要。
与学习知识相比,知识的探索是非常复杂的工作。所以,创新者需要把握一个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之前需要学习,在转折点之后需要探索。长期从事科技工作的人都知道:现在很少有哪个领域前人没有涉足。所以,所谓的“探索知识”,往往是认识的深入到一定的程度,量变引发质变时才发生的。
知识的正确性都是有边界的。创新者往往对“知识的边界”更加敏感:知道一种知识或做法什么时候是正确的、什么时候会变成错误的。对创新者来说,对知识边界的认识,往往比认识知识本身更重要:要跳出知识看知识。
这个认识会给我们两个启示。
第一个启示是如何看待创新的风险。我们知道,当固有知识超越边界时,不确定性就产生了。我们说创新有风险,主要是指的这类问题。我们注意到“创新有风险”的口号往往被滥用:变成了不负责任的借口。
我们知道,创新都有风险、没有风险就不是真正的创新。创新的风险有多种分类方式。其中一种分类是主观风险和客观风险。打个比方说,让傻子负责科研项目,这就是主观风险;技术中用到的知识可能越界不成立,这就是客观风险。如果不能区分这两类风险,企业的科技政策就会“走极端”:或者纵容不负责任的人乱搞、或者压制真正的创新活动。当然,更糟糕的是:两种极端同时走,看人下菜碟。按照我的经验,国家级的科技项目,绝大多数风险是主观风险,而非客观风险。
在我看你来,如果客观风险都没有分析清楚,项目的风险就是主观风险。风险都有个载体。技术风险的载体就是技术线路。我见过很多国家项目,连技术线路都是非常模糊的,怎么可能说清楚客观风险在哪里呢?说清楚客观风险,至少应该知道哪些规则或知识会发生变化。
第二个启示是如何看待中国创新能力。中国创新能力相对较差,有人归结到科研队伍、有人归结到科技考核制度。但在我看来,还有更加根本的原因:缺乏创新的需求。如果把“创新”当成一类“产品”,这种现象就相当于产品缺乏市场。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创新都是逼出来的。一般来说,人类的技术有很多层次,上层技术对下层构成需求。比如,汽车会对钢材质量和性能提出需求。如果没有上一层的需求,创新就很可能无的放矢、无病呻吟;表现为看似先进的论文和专利根本无法落地——因为这些技术不是来自于需求的。
高技术的需求往往来自于高层技术的超越。高层技术超越一次极端,往往就要想出一种新的思路和办法,往往会引进一个新的下层技术。换个角度讲:当“超越极限”成为切实需求时,创新就变得有必要了。
高端需求一般来自于高端产业——没有高端产业,往往也就没有对技术创新的真正需求,科技人员就容易做些“无病呻吟”的东西。所以,从根子上说,我国科技界脱离实际,最重要是高端产业的需求不足。进一步,对技术的需求不足往往与产品质量要求不高有关;而质量要求不高,又与市场拉动力与市场监管力度有关。所以,技术创新的普遍性问题,根子上一定是政治和经济问题。
我对有些创新的政策和做法有意见,往往就是因为很多做法是治标不治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