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论与社会发展杂谈

    翻开1963年中文版的《控制论》，看到译者序言中有这样一句话：“作者试图用控制论的方法分析社会发展的问题......所采用的方法和结论都是不成立的。” 译者这段话的目的，显然是担心它与“阶级斗争理论”的冲突。50多年过去了，我们似乎可以抛开政治谈论学术了。

    十多年前宝钢流行过一本书，叫做《第五项修炼》。书中有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

    《情人啤酒》这首歌突然流行起来，导致这个牌子的啤酒销量骤增、各个酒吧供不应求。厂家生产不出来，便经常断货。于是，酒吧干脆一次多订几箱、以免日后缺货。分销商从酒吧接到订单，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于是，向上一级经销商订货时，也会故意多订一些。这样，经过层层“放大”，订货量比需求扩大了很多倍。厂家不得不扩大生产基地。但是，生产基地建好以后，这股热潮却结束了。代理商和酒吧都堆满了过期的啤酒，工厂也只好关门大吉。

    这个故事反映了一个典型的事实：信息在传递过程中层层放大，最终导致失真。这种现象在社会中很常见：GDP要求被层层放大、对先进科技价值的层层放大、企业降成本的要求被层层放大、组织对“道德”的要求层层放大.....被放大以后的结果就是在执行的过程中走向“过犹不及”，进而走向希望的反面。

    “层层放大”的机制只是控制论讨论的常见机制之一。控制论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让动态系统朝着人们希望的方向去发展。如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控制机制可能很复杂。在复杂的机制中，一种常见的控制手段就是“反其道而为之”。比如，要加大培微生物的浓度，需要加入营养液；但营养液的直接作用却是冲淡了微生物、微生物浓度会在短期内降低。

    这种需要“反其道而行之”的系统，在控制中被称为“非最小相位系统”。这种系统在社会上经常很常见：老板要赚钱，要舍得花钱激励员工、舍得打广告；要让孩子学得好，要花时间让他去玩、培养兴趣；一个组织要赢得尊重，必须容忍反对者.........

    对于这类系统，好的初衷往往导致坏的结果。比如，过去为了“保护弱势群体”，废除“闯红灯撞了白撞”的政策，结果变相纵容部分行人不守规则、更多人被车子撞死。为了提高科技水平，政府增大对科研的投资；导致很多人整天想的就是如何从国家口袋里拿钱、而不去考虑如何真正服务企业和社会。最近西方出现了一股反对“政治正确”的潮流，本质上也这个道理。

    《政治经济学》课本中讲过一个故事：“在寒冷的冬天里，儿子问妈妈为什么不用火炉。妈妈说：爸爸失业了，我们没有钱、买煤。儿子问：爸爸为什么失业呢？ 妈妈说：因为煤挖得太多了，卖不掉”。这个故事的初衷，或许就是为了说明：社会问题的背后是利益问题；利益问题不解决，控制手段就会失灵、社会问题就难以解决。这大概就是译者在序言中指责维纳的原因。

    去年，我曾经有个感悟：价格是反应市场需求的信息。企业满足市场需求，某种意义下就是跟随价格的指挥棒。然而，“价格”这个信息也会失灵的。当价格这种信息存在滞后的时候，会导致不恰当的生产，直至过剩、直至产生经济危机。这一点，与《第五项修炼》中讲到故事也是一样的。

    特别地，如果信息和执行之间存在时间上的延迟，控制的结果就很容易走向反面。我们现在推进智能制造、强调快速响应，本质上就是要算短这样的时间延迟，进而避免大幅度的“震荡”。当然，这种做法的前提是信息的准确与及时。如果信息不准确、不及时，控制可能会导致更大的震荡。由此可见，在信息不发达的年代，推行计划经济是很容易失败的。

    现在是信息社会，就可以避免震荡吗？也不一定。如果控制策略不合适，甚至可能引发更大的震荡。要采用正确的决策，需要对信息的作用加以正确的计算。前些天，某大企业生产出某种不锈钢。这种钢在国内的总销售额也只有一亿左右，估计不到这家企业销售额的1%。然而，这个消息却使得这家企业的股价上涨了40%以上。这种计算显然是不合理的——但却是一种现实的存在。

    这个例子还告诉我们：价格本身未必是一种理性的信息。完全靠价格调整的社会和企业难免也会陷入不理性。这时，社会需要更多真实的信息来辅助“价格”这个信息。在我看来，经济学上的各种指数（包括克强指数），本质上常常是用来弥补价格这一信息不足的。

    当然，“正确的计算”需要的是知识。不靠谱的知识会导致“错误的计算”、进而引起社会的动荡。所以，我有时会想：有些不靠谱的专家对某些高技术吹大牛，也是社会动荡的根源之一。

    回到开头。我把控制论看做是强调“感知、决策和执行统一”的理论。如果一个社会完全是个体的利益驱动，执行力是有问题的、会引发社会矛盾和经济危机；完全靠价格信息的指引，其感知也是有问题的。所以，政府代表社会具备一定支配资源的能力是有必要的。

    在信息社会的背景下，政府感知信息的能力加强了，但信息的真实性和和决策的科学性成为关键问题。政府的权限越大，这个问题就越要重视。如果有话语权的专家，都像某位胡姓经济学家那样，只是热衷于猜测领导意图、为领导的讲话找佐证，就很可能成为社会的大祸害。我国中央集权的体制存在了2000多年，这大概是我们这个民族特别痛恨奸臣的原因吧。

    当今社会的利益关系特别复杂；用控制论的观点看，就是系统特别复杂。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商品、一个技术能不能发挥价值，与环境关系重大。好东西发挥不了价值也是很正常的。认识这种现象，对促进个人发展有利。比如，如果你有一种绝世功夫，那很可能意味着这是种屠龙之技、你必须做好孤独寂寞的心理准备。这是：如果社会对这种功夫有需求，很多人都会来学，而不仅仅是被极少数人掌握；你能掌握它可能也是无意的。但是，如果你所处的时代，恰好对这种功夫的需求不断上升，那只能说明你是幸运的。一般来说，时间节奏上没有这么幸运、不会你刚学好社会就有用了。那么，如果你相信这种功夫代表未来，你就必须经受一段时间的煎熬。

    当然，这种现象对整个社会未必是好的。为了减少这种现象，社会治理制度的改革就显得特别重要，而改革的红利也就特别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