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企联合，助力中国智造

    我国各类企业，尤其是中小型民企长期以来对人才重使用、轻培养，重加班、轻“加油”，满负荷甚至超负荷工作，导致员工长期处于疲于奔命的状态，缺乏充电和提高知识技能的“休耕期”，进而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创新和创造能力。

    在对待职校的态度上，企业一方面坐等“收割”，要求职校毕业生“来之能战，战之必胜”，另一方面，却不愿意提前“施肥”“浇水”“剪枝”，对职校联合培养技能人才的强烈要求视而不见。某些企业倒是挂着联合培养、共同推进专业实践的“羊头”，实际上卖的是见不得人的“狗肉”，将职校学生当廉价劳动力，不但强制实习生加班加点，而且待遇远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为了提高企业主动参与人才培养的热情，许多地方政府和部门都出台了诸多激励举措。然而，一些企业在享受政策优惠和各种补贴后，又以影响企业正常生产、场地有限、自身运转困难等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拖延和婉拒合作，与职校签订的联合培养合同便有名无实，而处于劣势的职校则有苦难言。在冷淡企业面前，职校联合培养人才的热情也骤然降温。

    “校企融合”“产教联动”是职业教育的显著特点和基本办学要求，缺乏相关企业的深度参与、积极配合，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培养高水平的技能人才。企业表面上精打细算，似乎占得便宜，既省略了人才培养过程，也大大压缩了人才支付成本，却难以获得自身急需的技能人才，无意中坠入了一个双输的陷阱。

    各级地方政府在鼓励、支持企业参与职校人才培养的同时，应预置严格的条件和规则。只有那些主动与职校联合培养人才且效果明显的企业，才能享受政府的优惠政策和相关补贴。如果连续多年保持良好状态，还可享受更多实惠（包括减免税费等）。至于那些只求索取而未履行联合培养人才职责的企业，绝不能享受各种优惠政策和补贴。情节严重的企业，则自动进入政府的“黑名单”，在融资、贷款、用地等诸多方面受到严格限制。简言之，胡萝卜与大棒共同作用，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当然，最重要的是要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责、权、利。与一般政策相比，法律、法规的拘束力更明显、刚性更强、更具可操作性。在这一方面，职教发达国家的做法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

    在美国，校企合作培养技能人才是其职业教育的核心内涵。这一模式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兴盛于80和90年代，其后有所淡化。在最兴盛的80年代中后期，有多达14万家企业主动配合职校，成为技能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并形成了合作教育、合同制教学、职业实习、服务实习、注册学徒等校企合作模式，其中以合作教育影响最大、成效最显著。在校企合作过程中，政府发挥了桥梁和纽带作用。

    在德国，无论是国家还是各州、市，都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规定和要求企业参与人才培养，履行企业应尽的义务，同时享受相关权益。正是有了日益完善的法律、法规，企业在参与联合培养人才的同时，也获得了政府的支持，更有源源不断的高技能人才回馈企业、推动企业和社会发展，从而形成“企业-职校-学生-产品”之间的良性循环，为“德国制造”这一经久不衰的世界品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英国、法国、瑞士、日本等职教强国，无一不是如此。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奥巴马政府逐步认识到制造业对经济和政治所形成的乘数效应，先后出台了《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先进制造伙伴计划》《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制造创新国家网络计划》等法律和政策。为了解决技能人才匮乏的局面，更是在2006年《帕金斯职业与技术教育法案》基础上，颁布了《迎接挑战——职业技术教育以及21世纪技能在升学及就业中的作用》，全面推动职业技术教育、强化技能人才的培养力度，为重振美国制造业雄风做好充分的人才储备。校企合作模式也重新得到企业的高度重视，它们不仅主动与职校共同培养技能，还与许多老牌名校实行强强联手，培养适合企业发展的科技精英、创新型人才。

    特朗普自当选总统伊始，更是明确提出再工业化对改善美国就业、提高国家竞争力的巨大作用。可以预见，在奥巴马时期再工业化和美国超强科技实力的基础上，特朗普将会采取更多切实可行的措施，以弥补技能人才不足的缺陷，使美国重返制造业之路，并再次成为举足轻重的制造业强国。

    与许多国家一样，制约中国制造业发展的主要瓶颈同样是技能人才量少质低。中国要想达到“中国制造2025”的目标，并在制造业领域与德、日、美等制造强国分庭抗礼、并驾齐驱，必须造就一大批实力雄厚的技工，此乃关键和前提。而这些实践经验较丰富、创造能力较强的技工必须通过企业和职校的大熔炉共同锻造。如果离开企业这个熔炉，仅靠职校“闭门造车”，则只能生产一堆夹着杂质的“废铁”，难以锻造出作用巨大、能够承载起“中国制造”的“好钢”，更不可能孕育顶尖水准的“大国工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