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本清源论工匠精神

发布时间：2017-03-01 作者：e-works 专家：林雪萍王晓明来源：e-works

关键字：工匠精神工业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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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国人特别热衷于谈论“工匠精神”，整个社会都在呼唤这种精神。工匠精神包含了三个相互独立和关联的概念：工匠、匠艺活动和工匠精神。

工匠成长史三阶段

在西方的工匠史上，可以分为三个张力阶段。

第一个阶段：匠人与社会观念的张力，在文艺复兴得以完满的解决。

早期人们的基本观点是，双手与大脑的分离。也就是说，用大脑思考远胜于双手。在欧洲发展史上，文艺复兴（1450～1550）最大的成功因素之一，是艺术家与工匠得以分离。艺术家以个体为标签，从匠人群体中脱颖而出，再也不曾回归；而工匠以集体（或者产地）为标签，这表明，工匠不带个人色彩，强调集体实践和可持续的稳定性。与此同时，工匠的行业协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第二个阶段：匠人与机器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张力，甚至是斗争。

这一点在工业革命前期尤甚。工匠惊恐地发现，前所未见的机器正在取代他们的工作。从纺织机械到炼钢设备，工匠在一个个阵地上被减员甚至替代。这个时候，工匠与他的工具发生了激烈的对抗。然而即使如此，这个阶段，匠人还是将大量的知识输送到机器上。机器设备得到了快速的成长。人类在获得肌肉解放的同时，也在快速更新自己的技能与知识。

第三个阶段：匠人与消费者的张力，形成了以品牌为代表的全新奖赏。

工匠与消费者通过市场配置要素，得到了快速的连接。大规模的回报成为可能，商标与质量都是最高的奖赏。这个时候，工匠经历了历史上最幸福的时期。然而这一点，在中国没有发生。在中国，“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其实也包含了对工匠的管理。中国没有商业基因，或者皇权元素从来不会允许一个独立的士绅阶层出现。不服务于皇室的所有社会活动，都不会有发展。

匠艺活动：工匠是怎么炼成的

匠艺活动的三个基本要素：工匠个体、作坊（企业）和工具（机器）。

匠人的个人成长分为三个阶段：在初期阶段，工匠只是一个学徒，机械地模仿，并不能产生技艺之外的思考；在中期阶段，往往是经历过一万小时磨砺的熟练者，在这个时候，很容易产生匠艺伦理问题，包括对技术本身发展的思考；而在高级阶段，工匠称为师傅，对内要管理团队，对外则需要处理好外围社会的社交关系。

作坊，或者工厂，也就是工匠的生产空间，是处理权威性和知识传递的地方。一般而言，这会直接影响工匠形成的效率。集体小社区的知识传递，决定了工匠的成长速度和对外的输出。但从另一方面而言，这个问题和创新有关。创新性往往需要自主性，而师傅的权威往往不容易、也不能挑战，因此作坊的微妙关系，有时候反而会压抑创新的发展。因此，工匠并不是创新的代名词，如果查看它的历史，我们甚至可以武断地说，匠艺活动中可能存在着对创新的约束。

工具的使用与进化，如前面所提到的，是一个爱恨交织的过程。随着工具的进化，机器在不断地获得全新的能量。机器时代是显性知识不断发展的时代。制造蒸汽机的秘方在1823年就见诸文字了，大量插图、图纸成为各种显性知识的载体。这个过程，机器在不断地蚕食工匠的技能。

而在21世纪的今天，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和认知计算能力的提高，新型机器人更像是一丝不苟的工匠，而精心设计的软件程序和在线检测手段，使得产品质量率以百万量作为分母。工具（机器）走向了工匠（人）的位置，这让人未免觉得尴尬。然而，匠艺活动中有一条主线，这就是知识管理，在作坊时代是如此，在工厂时代更是如此，在机器人时代同样如此。这曾经是工匠得以成长的秘诀：既然工匠已然剔除了更加孤独的个体（艺术家），因此持续的集体性知识结构，是一个重要的平衡内核，作坊就是一种平衡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地方。

工匠精神的塑造

工匠精神是一种社会契约，它源自工匠个体的行动，但却是通过社会反应来获得评定，并最终通过消费者来实现价值。

在工匠的成长过程中，社会反应是最为重要的保驾护航的因素。工匠最早是从行业协会中获得保护，并形成社会尊严。这里包括各种资格认定、等级评审、培训等，当然也包括一系列的社会约束，例如对同行竞业的约束，通过打击或者摒弃不合理的侵权盗版行为，使得工匠活动的社会效果日益明显。

工匠在行业协会这种社团机构中，获得了专业技能的等级评定，因此具有了自我实现的精神尊严。而行业协会将这种知识管理的结晶，用标签形式打印在产地（如英国鞋匠，波尔多酒庄等），从而弘扬和保护了工匠精神。

政府的法律、条约也是另外一个大家非常熟知的社会反应的显著因素。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消费者市场。消费者通过回报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反馈机制。消费者在商品选择中，完成了对工匠活动的肯定或者废弃。具有工匠精神具象化的产品，被优先得到青睐。这就促使工匠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

然而，这两种力量并不能完全协调一致，如果说社会反应往往更多的是在巩固作坊（公司）的权威，而公开市场（消费者）则是在瓦解这种权威。因为随着消费者在产品实现价值链条的环节中似乎越来越无处不在，消费者可以直接对工匠本身的匠艺活动和产品进行最直接的评价了。

工匠精神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它既有赖于工匠实现匠艺活动的空间（包括工具、工厂）的交互活动，也依赖于社会和消费者的反馈体系。

如果说工匠的形成主要是在左侧，那么工匠精神的形成，则仰仗于蝴蝶结的右侧。因此，工匠精神的塑造，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建设过程。

在中国，由于行业协会、学会相对弱小，政府的放权和政策引导往往具有更加现实的意义。换言之，政府需要为工匠精神的形成来买单。政府对工匠精神的需要通过体系发生作用，体现在保护产权、有尊严地活着（有优越感，包括收入或者荣誉）、有社会等级等。只有这样，工匠精神才能真正地在当下的社会土壤中发扬光大。

工匠精神的流派

在美国，工匠被定义为收集技术、解决问题并创造财富，其特点就是：制造、好奇心和破坏性尝试。美国工匠更多的是一种创业者的概念。如富兰克林也是商业家，酷爱木匠的华盛顿，再后来就是乔布斯、马斯克等。

因此，美国工匠精神，是将个人的DIY与商业逐利行为紧密结合在一起，也就是一个个人英雄主义的时代。

在日本，工匠精神是一种道德伦理和集体意识的反应。日本作坊的价值观，跟欧洲看似一致，但实际并不是，东方儒家文化占据了很多情感因素。

在战后，全面质量管理大师戴明彻底地将这种作坊式工匠精神，改造成一个适应大规模工业化的全新版本。“质量至上”，成为日本传统作坊理念下的一个新亮点，因为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口号，而是将其与组织（文化）结合在一起。戴明倡导管理人员要深入一线，这使得工厂可以坦诚交流，匠艺活动的内在知识传递得到了极大的促进。随后日本丰田的精益生产，则进一步从各个环节上丰富了工匠精神的内涵。

德国的工匠精神，与日耳曼民族严谨扎实的作风一脉相传。而其工业最大的特点就是大量隐形冠军的存在。这与其强大的协会、学会有着最为密切的关系。

国内在比较中德工业差距的时候，总是直接将公司与公司对比。其实这有着很大的缺陷。在欧洲，行业协会的最重要作用之一就是知识传递，这也是行业协会得以延续的最大资本因素。通过标准、盟约（早期证书的跨地区通用性等）来实现行业协会的权威性，进而保证工匠的合法权益。“知识资本”一直是行业协会力量的源泉。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工业4.0”的概念，首先由类似德国机械工程学会VDMA、电气电子协会ZVEI等行业协会提出，并进而上升到国家战略。

简单地来看，德日的工匠精神强调的是“小分工、大协同”；而美国的工匠精神强调的是“创新第一，商业协同”。

中国迎来了培养工匠精神的最好时代

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工匠精神对中国，其实是一个完整的新命题，而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简单地回归传统。现代工匠精神是随着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变而萌芽，继而在工业化发展中得以锤炼的一种集体型的精神状态。这种发展，留给中国的时间太短暂了。

从市场角度来看，不宽容爱维权的消费者和慷慨的“粉丝经济”，这两个完全不同的矛盾力量，形成了惩恶和扬善的直接倒逼机制。而中国中产阶层的扩大和生活品质的提升，都对质量和匠心有了巨大的市场需求。这个时候，匠人的痴迷活动所形成的产品，更容易被转化为价值。这是当下工匠精神受到消费者普遍关注的重要原因。

从社会反应来看，政府出面呼吁和倡导，这是对工匠的最大保护。然而，工匠精神不是能呼叫出来，而是需要被设计出来的。如何通过尊重知识产权、建立完善的工业信用体系、奖励质量大师，是政府最需要考量的问题。例如目前的五一劳动奖章，被赋予了太多的情感因素，很多不同的价值观都在其中。那么，单独设立一个“质量大师奖”，是不是更容易弘扬和发展“工匠精神”？加强行业协会、学会的力量，仍然是一个重点工作。行业协会、学会的知识引导、标准建立、工程师资格认证、教育培训等一系列活动，都是“工匠精神”长盛不衰的公开配方。

工匠的特征是好奇、专注和初心，这需要集体实践和标签，靠企业靠组织的知识传递。而工匠精神，不是简单的“工匠的精神”，不是兴趣或者技能的组合。它是一种集体思维状态，是一种社会混合体。

工匠精神不是个体的光芒，而是群体文化与商业机制的结晶；工匠精神不是自发实现的，而是靠顶层设计与引导才能实现的；工匠精神不是道德与情操的伴随物，而是社会集体约束、身份认同的社会化产物。

建设工匠精神，就是重建一个社会文化体系，是工业软实力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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